仲裁案件在审理实践中的几点思考/张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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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案件质量内部监督机构的若干思考

赵良剑


2002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了全国法院队伍建设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把法官职业化作为今后法院队伍建设的努力方向和工作重点。推进法官职业化改革，将对法官进行单独序列管理，法官的数量将减少，权力和责任将增大，如何面对新形势、新情况，完善法院内部案件质量监督机制，保障并监督、制约主审法官依法公正地行使审判权，防止并及时纠正错误裁判，对全面实施法官职业化建设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要完善法官的职业监督，建立和完善符合法官职业特点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为此，笔者结合宜宾法院实际，对完善法院内部案件质量监督机制作初步的探讨。
当前，我院内部审判监督有以下七种形式：1、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对生效判决进行监督，由审判监督庭进行。2、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非程序性的监督，即上级法院主动介入下级法院正在审理的具体案件进行个案监督，实行案件请示制度和督办制度。3、庭长、分管院长对具体案件的监督，主要是案件的汇报和审核（批）制度。4、审判委员会的监督，即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个案监督。5、实行立、审、执分立后，立案流程管理制度对各部门的制约监督关系。6、裁判文书评查制度，主要是对裁判文书制作质量的监督，由监察室进行。7、错案责任和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承办部门为纪检监察室（也受理对法官的作风投诉）。
对以上七种监督运行机制进行实践性考察和理性分析后，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对生效裁判进行监督，具有事后性、被动性、补救性的缺陷；立案流程管理对遏制超审限有一定作用，但对司法不公则制约有限；错案责任和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因为纪检监察部门人员法律素质普遍不高，由于条件制约认定错案有难度，而且其他事务繁杂；裁判文书评查制度也具有事后性的特点，而且主要监督裁判文书质量，不能及时有效地纠正法官办错案；案件请示制度、庭长分管院长审核（批）制度、审委会制度主要是从法律适用上进行个案监督，监督也有限。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社会各界对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官的期望值更高，对司法公正的要求更为迫切，尽管法院队伍主流是好的，但个别法官或者因为思想品质低劣而违法违纪办案，或者因业务素质不高而办案质量不高，妨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笔者认为，要堵塞这些漏洞，并克服以上监督机制的不足，形成规范、长效的案件质量监督机制，人民法院应设立专门的案件质量监督部门（如我院可设立案件质量督查处，以下简称“督查处”），专司案件质量监督工作，从检查范围、检查部门、检查标准、检查方式、检查程序、检查申辩、检查处理等方面，建立对案件质量的监督检查制度，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
一、案件督查应遵循的四大原则。一是监督不办案原则。法官职业化改革的目的是进一步落实审判独立，增强主审法官的权力和职责，因此不应因强调内部监督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形成新的“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监督部门要准确定位，把握好审判监督与法官独立审案的辨证关系。此外监督者办案可操作性也不强。二是不越权原则。即监督部门应遵守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应受理依照法定程序应由其他职能部门受理和处理的案件。如当事人依法提出的再审申请和申诉，仍应由审判监督庭依照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审查。三是集体把关原则。案件督查工作应力求准确高效、监督到位，避免流于形式的无谓劳动。由于督查结果与法官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故督查工作应以督查组为单位进行，增强抗干扰能力，并避免一人决断带来的副作用。四是全程动态督查的原则。对审判权的监督重点和核心应是权力行使过程中的监督和制约，以防止权力的滥用。一旦形成错误的裁判，即使对责任人进行追究，但错误裁判本身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往往难以挽回。况且，屡屡对发生法律效力的错误裁判进行纠正，不仅有损于司法裁判的权威性和终局性，也会降低人民法院的公信力。故针对审判监督程序事后性、被动性、弥补性的缺陷，案件督查应变被动为主动，由事后监督变事前、事中、事后的全程动态监督。即对案件进入法院即进行立案监督，对该立不立或不该立错立的情形予以纠正；对各方面反映大的案件进行调查，提出处理意见报审委会研究决定；对上诉、抗诉和再审案件进行复查，发现质量问题及时调查处理；定期对法官承办案件按照一定比例进行抽查，抽查结果与法官的晋级、晋职和目标考核挂钩。
二、督查部门的权利和职责。一是准确界定督查处的职能，使其不与其他监督部门产生职能交叉。督查处对各类案件具有监督权、检查权、调查权以及对案件及法官的处理建议权，即督查处对属于其监督范围的案件，有权提出监督意见。若主审法官或合议庭不接受监督意见，督查处有权报经院长提交审委会按法定程序予以纠正。根据当事人或有关方面的反映，督查人员可以调阅有关案件材料，要求承办法官说明案件情况，询问当事人及有关人员，旁听案件的开庭审理，发现问题及时汇报处理等。这些职能与审判监督庭依照法律对案件进行再审的职能无冲突。裁判文书评查现在由监察室进行，今后可将监察室的此项职能划归督查处，使裁判文书评查、法官承办案件抽查均由督查处办理。追究错案责任和执法过错责任现在由纪检部门办理，但由于纪检部门人员欠缺较高的法律素养和丰富的审判经验，故可考虑由督查处负责认定和追究错案责任和执法过错责任。人大、政协、政法委等的督办案件现在由办公室办理，也可考虑将此项职能并入督查处。《法官法》规定，各级法院要设立法官考评委员会，根据审判工作的规律和法官职业的特点，全面、细致地考评法官的审判工作业绩、审判业务、法学理论水平、政治表现和工作作风等方面的完成情况和表现，其中审判质量是法官考核的核心内容，包括程序公正、实体公正、裁判文书质量等内容。督查处的督查职能不会与法官考评委员会的职能发生矛盾，相反其督查工作有助于为法官考评提供公正客观的量化依据。二是法院监督部门应分工合作，配合协作。法院内部从事监督的机构有审监庭、纪检监察室、立案庭等，督查处在实施案件质量监督工作中，要注意同其他监督部门既按职责分工，各司其职，又互相配合，协调一致。如督查处发现错案线索，要向纪检监察部门、审判监督庭通报情况，提出处理意见报审委会决定。如督查处认定错案与纪检监察部门、审判监督庭发生认识上的分歧，应及时报请审委会作出决定。三是中级法院督查处除了负责本院的案件质量监督外，还承担对辖区基层法院案件质量监督检查工作（基层法院可设立案件质量督查科）进行指导、组织、协调和监督的职责，包括定期召开会议，部署检查工作，适时组织检查等。中级法院督查处对下级法院案件不进行个案监督，这是上下级法院审级监督关系决定的。
三、督查的案件类型和范围。一是督查的案件不仅要涉及刑事、民事、行政的一审、二审和再审案件，执行案件亦应纳入督查范围。笔者之所以强调对执行案件的监督，是因为民事、刑事案件相较而言现在还算有纠正的途径，但对执行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则很不完善。调查权与执行权合一，执行权与财产处分权合一，调查权与审查权合一的弊端，容易产生暗箱操作，损害当事人权益，同时也给极少数素质低下的执行法官留下可乘之机。二是督查案件包括已经立案的案件、正在审理的案件和已经审结的案件，时间上大致以当年内审结的案件为限。三是督查文书包括各类生效的法律文书，如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以及庭审笔录、合议庭评议笔录、宣判笔录、执行笔录、审委会笔录等。
四、制定完善制度。为了使案件质量监督检查工作有章可循，必须注重案件质量内部监督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一是制定《案件质量督查工作实施细则》，对责任部门、工作内容、工作程序、惩戒处理等作详细规定。二是《案件质量检查规定》，包括对刑事、民事、行政、执行案件质量的详细规定。三是严格区分违法审判责任和质量差错责任，完善《追究错案责任实施细则》和《追究执法过错责任实施细则》。现在有的法院将司法机关履行刑事赔偿义务作为刑事错案的标志，把不批准逮捕、不起诉或判决无罪的刑事案件一律视为错案，凡是被上级法院改判或发回重审的案件，一律定为错案，这是不科学的。要注意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分清法官、法官助理、审委会、庭长、分管院长、技术鉴定人员、书记员的错案责任，要纠正一有错案就认定是法官责任的观念。此外由于法律规定宽泛的原因，不同的法官对同一案件的认识、裁量有所区别，要尊重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不要随意认定错案。四是通报制度。制定《案件、裁判文书检查通报制度》，无论是对案件评查还是抽查，均应按照公开原则将结论在一定范围内让公众知晓。定期编发《案件督查专报》，着重从办案思路、业务能力、审判作风等主观方面剖析错案发生的原因，力争找出有共性、代表性的案件进行类型归纳，为合议庭办理类案提供借鉴，促进全体法官举一反三，提高审判质量。对典型案例予以通报，听取整改反馈意见，逐步形成一套完整的动态监督体系。五是《案件质量过错责任的处罚办法》，将案件质量与法官政治、经济待遇以及考评挂钩，视错案的具体情形给予轮岗、警告、记过直至开除的处分。六是申辩制度，即允许法官对评查抽查结果、处理意见等进行申辩，使案件督查做到客观公正。
五、督查对象和方法。督查对象以办案法官为检查主体，合议庭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等也是监督检查对象。督查方法做到常规检查与专项检查、定期检查与临时检查、一般检查与重点检查、随机抽查与逐件评查的结合。其中常规检查范围为二审改判、发回重审案件，再审改判的案件，上级法院指令再审的案件，检察机关抗诉的案件以及法律文书等。
六、对监督者的监督问题。肖扬院长曾经指出，审判监督庭的法官“是监督法官的法官，是监督办案的法官。因此，水平应该最高，自律性应当最强。”其实这也是对案件质量督查部门同志的要求。为此要高度重视督查处人员的选拔问题，要将那些德才兼备、审判经验和社会阅历丰富、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人、威望崇高优秀审判人员选拔出来，从事案件质量内部督查工作。督查公开、申诉、申辩制度以及审委会议事制度也能有效地监督督查法官。根据监督不办案的原则，督查处对主审法官接受监督意见后所作出的裁判不负错案责任。但是对于在办理监督事项时，因责任心不强对应当发现的问题没有及时发出监督意见，因而造成错案和极大不良后果的，或在限定的期限内未完成监督事项且无正当理由的，有关督查人员应负失察责任。
总之，实施案件质量内部监督，能有效解决现行法院案件内部监督体制的种种弊端，其优势非常明显：一是能有效地减少错案、冤案，维护法制权威。由于有坚实信赖的监督中坚力量，有切实可行的监督手段，有严密的监督体系，能保障法官办案被置于可靠的监督之下，从而确保司法公正。二是切实维护当事人权益，减轻当事人的讼累和经济负担，提高法院公信力。因为内部质量监督机制注重事中控制，能有效保障初审案件的质量，从而减少申诉、上访、再审案件的产生，减轻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和经济负担。从当事人角度来思考，二审、再审程序改判原审错案，当事人为此却要多付出诉讼费用，承担了法官办错案的风险，对当事人无公平可言。因此实施案件质量内部监督也是人民法院深入贯彻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切实改进审判作风，以人民利益为最高标准的必然要求。三是既能督查实体公正，又能督查程序公正。实体公正相对容易判断，而程序公正，作为隐含在审判各个环节中的操作过程，相对“隐性”，较难检查和发现问题，这就对案件监督、检查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督查部门通过对每个承办人审结的案件、各类诉讼笔录进行个案抽查，能对是否存在未经报批的超审限案件、开庭传票日期与实际开庭日期是否相符、是否公开宣判、送达回证的签收是否规范等存在程序瑕疵的情况向相关业务庭、合议庭反映，提醒合议庭引以为戒，避免因忽视“小”问题存在而损害裁判的公正性、权威性。四是降低司法成本。与审判监督程序相比，案件质量内部监督启动易、处理快、周期短、见效快，能切实降低处理错案的司法成本。五是将案件质量督查结果与法官的晋级、晋职、年终目标考核挂钩，能使考评结果客观公正，并能促进法官增强责任心，积极钻研业务，提高办案水平。六是预防和惩治司法腐败。由于案件质量监督实施案件全程监督，根据错误苗头，督查部门能及时警示法官，防微杜渐，避免法官犯更大的错误。七是是便于各个内部监督部门配合协作和监督制约，形成整体合力。案件质量监督是法院监督体系的核心和关键，抓好案件质量监督，并发挥其龙头和纽带作用，就能与其他监督部门密切协作，最终达到形成符合法官职业特点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的目的。八是督查处作为与外部监督的联系纽带，能有效地加强外部监督力量。法院外部存在众多的外部监督，主要是各级党委、人大以及公众舆论对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通过法院内部行政组织系统发挥作用。但是现在的外部监督在法院系统内部缺乏有效的中间环节，致使外部监督的影响无法有效地及于审判活动本身，法院对外部监督的方式停留于上催下转，结果往往不了了之。督查处监督力度大，能将来自外部的监督转化为内部监督，并将督查结果集中回复反馈，效果更好。
(作者单位：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制售假烟行为既扰乱了烟草经营秩序,侵犯知识产权,又危害了人们的身心健康。烟草专卖部门及司法机关对制售假烟行为历来是从严从重进行打击。但由于烟草案件涉及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和非法经营罪,还有各罪既未遂认定;主从犯区分及参与数额认定等,使得司法实务中处理该类案件时常常无从下手。为此,高法、高检出台了涉烟案件的若干司法解释,但在援引司法解释时,公、检、法机关也产生了不少分歧意见。为此,笔者以办理的多件烟草案件为例,结合司法解释的规定,对烟草案件中的一些疑难问题进行探讨。

　　一、烟草案件中非法经营数额的认定问题

　　在办理涉烟案件时,首先要确定非法经营数额。司法解释规定一般是依据销售金额或违法所得数额来定罪量刑。违法所得数额通常是犯罪分子以销售金额扣除成本后赚取的利润,而利润弹性空间很大,且很难查清,通常情形下以销售金额来认定非法经营数额。对于已经生产成产品并成功销售的,非法经营数额表现为销售金额,而对于产品尚未售出,在生产或运输环节被查获的,非法经营数额表现为货值金额。

　　(一)销售金额的认定

　　1、综合全案的证据材料认定销售金额。对于已经售出的烟草制品,不能仅凭嫌疑人的供述来认定价格和数量,还要查证购买产品的下家,用下家的证言来印证嫌疑人的供述,如果两者不一致,按有利于被告的原则就低认定。如果仅有被告人供述,无法查证下家的,要结合案件其他证据材料来认定被告人的供述是否属实。如王××销售假烟中,其假烟全部售往外地。案发后,为了逃避侦查,王××将手机扔了,侦查机关无法查找下家,但王××供述销售所得货款均是通过银行转帐的方式收取,侦查机关调取了银行的转帐凭证,证实了其供述的真实性。据此,我们以王××的供述为依据来认定销售金额。

　　2、应重视书证的收集。记录生产和销售数量、价格等的记录本是认定销售金额的重要书证,对此类证据要及时进行固定。此外,要对嫌疑人和证人等进行讯(询)问,对销售记录本记载内容真实性进行核实,记载销售或购买假烟的品种、数量和单价等要核实清楚。如我们办理的刘××、黄××生产假烟案中,黄××对每批次假烟的销售单价、数量、品种都有详细的记载。公安机关从其家中搜出此记录本并扣押,随后黄××和刘××均对记载内容的真实性进行了供述,我们以该记录本记录的假烟品种、数量、单价认定嫌疑人的销售金额。

　　(二)货值金额的认定

　　对于在生产现场或运输途中被查获的假烟,没有来得及销售,也就没有销售金额。司法解释规定此种情形以货值金额来定罪处罚,且按犯罪未遂来处理。如何认定货值金额,司法解释规定了三种方法:①能够查清销售价格的,按照实际销售价格计算;②无法查清实际销售价格,有品牌的,按省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零售价格计算;③无品牌的,按省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上年度卷烟平均零售价格计算。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如果销售价格只有嫌疑人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印证嫌疑人的供述情况下,是否以嫌疑人的供述来认定销售价格。我们的观点是,如果嫌疑人的供述具有合理性,如高于购买价格、除去运输费用还有结余、结合销售目的地假烟的价格等因素综合判断,则以嫌疑人的供述确定销售价格符合案件的客观事实,况且嫌疑人供述也是法定的证据种类。尽量不按烟草部门确定的零售价格来计算,因为二者之间差距很大,如假冒的云烟,假烟的售价是70元一条,真烟的售价则200多元一条,如按真烟算构成犯罪,按假烟算则不构成犯罪,造成的结果是假烟销售出去不构成,而假烟尚未销售还构成犯罪,既社会危害性小的构成犯罪,社会危害性大不构成犯罪,显然违背立法的初衷。

　　二、烟草案件中主从犯犯罪金额的认定问题

　　生产假烟共同犯罪案件中,如果制烟现场的半成品、成品、原材料、烟草专用机械被挡获,公安机关一般会委托鉴定机构对涉案物品全部进行鉴定。如何运用该鉴定结论来认定共同犯罪中各嫌疑人的责任,有必要探讨。

　　我们办理的制假烟中,一般有老板和其雇佣的工人被查获,如公安机关查获的彭州市通济镇制假烟案中,现场挡获9名制假小工;彭州市致和镇制假烟案中,连老板在内共有7人被挡获;在什邡的假烟案中的,有连老板在内共有9人被挡获。通常情况下,老板和小工是共同犯罪,小工是受雇参加劳动,只是按月挣取工资,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较小,一般认定为从犯。小工一般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参与整个生产过程,从假烟开始生产直至被查获,中途从未离开。如张××制假烟案件,雇佣的小工是来自安徽省,参与整个制烟过程。还有一种情况是,小工就是老板就近找的农民工,他们不是按月领取工资,而是采用计件制,老板根据每位小工每天的工作量发工资,小工也不是每天参与假烟的生产,农忙时在家干活,农闲时又来帮助生产几天。如什邡刘××制假烟案中的小工就是如此,老板刘××雇请附近的赋闲在家的农村妇女帮忙裹烟,每支烟按5厘或6厘钱计价发工资。

　　对假烟生产的老板和其他组织者或积极参与者应认定为主犯,主犯对整个犯罪承担刑事责任,查获的涉案物品鉴定后的金额应当全部认定为主犯的犯罪金额。

　　小工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只能就其参与的犯罪承担刑事责任。而在假烟案件的犯罪未遂中,鉴定机构全部把查获的与假烟有关的物品均作了物价鉴定。有人认定犯罪金额时,直接采用物价鉴定结论来认定小工的犯罪金额,这是不妥当的。通常情况下,应把烟草专用机械的价值扣除,以查获卷烟、半成品、制假原料为依据来认定小工的犯罪金额。因为烟草专用机械是老板购买回来供员工使用,这部分金额不应算作是共同犯罪金额。因为小工没有参与购买烟草机械。仔细分析司法解释,也规定对购买、销售、生产烟草专用机械的行为定罪,没有规定对使用烟草机械的定罪,就是这个原因。如办理的张××等9人制假案中,抓获的全是小工,假烟生产的组织者在逃。鉴定结论以查获的制假原料、半成品、查获的卷烟和烟草机械为依据作出认定,总共价值33万元,烟机一台价值就是5万元,在认定9名小工的犯罪金额时,将烟机的金额从总金额中扣减,以28万元的犯罪未遂起诉9名小工,同时认定为从犯。

　　三、想像竞合犯择一重罪处理问题

　　涉烟案件中,认定非法经营数额后,根据非法经营数额多少,比较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非法经营罪、假冒注册商标罪或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择一重罪处罚。

　　在只有货值金额的场合,按上述各罪的犯罪未遂形态定罪处罚。需要讨论的是,生产销售、销售伪劣产品罪司法解释规定有未遂形态,货值金额需达到既遂金额的三倍。而假冒注册标罪司法解释也明确规定有未遂,金额没有作特别的规定,比照犯罪既遂的定罪起点来认定。而唯独对非法经营罪是否有未遂形态,司法解释没有作明确的规定。我们认为,非法经营罪也应有未遂的犯罪形态。理由是:非法经营罪的保护的客体是国家的烟草专卖制度。我国对烟草实行许可证制度,没有取得许可经营烟草的,构成该罪。但是在只有货值金额的,嫌疑人购买回原材料、购买回烟机准备生产或在生产过程中被挡获,没有制成产品对外销售,没有侵犯国家的烟草专卖制度,但嫌疑人已经着手实施犯罪,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犯罪未得逞,以未遂认定是比较客观。对未遂金额是否按既遂的金额认定,或是既遂的金额的多少倍,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可参照假冒注册商标罪中数额认定的方法定罪处罚。

　　四、假烟数量定罪的问题

　　司法解释规定,非法经营卷烟二十万支以上的,是非法经营罪情节严重,非法经营卷烟一百万支以上的,是非法经营罪情节特别严重。这里是指卷烟二十万支或一百万支,如果嫌疑人经营的是雪茄烟,不能按该解释规定的数量来认定犯罪。理由是:卷烟和雪茄烟是不同种类的烟,卷烟是用卷烟纸将烟丝卷制成条状的烟制品,又称纸烟、香烟、烟卷。雪茄烟是属于香烟的一类,是用经过风干、发酵、老化后的原块烟叶卷制出来的纯天然烟草制品。司法解释中对卷烟和雪茄烟是作了并列式的列举,如“生产、销售伪劣卷烟、雪茄烟等烟草专卖品,销售金额在五万元以上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所以对卷烟可按数量规定认定非法经营罪,而对于雪茄烟则不能依照数量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

　　五、涉烟案件中侵犯知识产权案件改变定性后的管辖权问题

　　如公安机关通过上级公安机关指定管辖方式获得某案的管辖权,公安机关将假烟案件以侵犯知识产权案件移送起诉,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应按择一重罪处罚的规定认为非法经营罪,此种情形下,检察机关以非法经营罪起诉,法院是否具有管辖权。因为司法解释规定,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件,公安机关通过指定管辖方式取得某案件的管辖权后,公安机关所在地的检察院和法院当然获得管辖权,可不再指定管辖。那么案件改变定性后,公安机关所在地的司法机关是否具有管辖权?答案是肯定的。仔细分析司法解释发现,这里的规定是案件,而不是罪名,尽管检察机关改变了罪名,但仍然属于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件,因为涉烟案件往往侵犯的法律所保护的多重客体,定罪只是案件的处理方式,不会改变案件的性质,此类涉烟案件,公安机关有管辖权的,其所在地的司法机关当然具有管辖权,可不再行指定。

　　(作者单位:四川省检察院 彭州市检察院　仁寿县检察院　乐至县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