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书证的意义/刘福发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9 15:36:26 浏览:8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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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书证的意义
刘福发
书证作为以文字、符号、图画等反映其与案件之间的关联性的证据，其在诉讼证明中的运用十分广泛，对于正确处理案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书证在各种诉讼活动中是使用最为广泛的证据之一。书证大多数是以文书的形式出现的，而文书是沟通、交流、传递信息的媒介，在社会生活中被广泛使用。这些被广泛使用的文书，一旦涉及诉讼案件，便可以作为书证使用，证明有关事实。另外，依照法律规定，许多法律行为必须以书面形式进行。如在民事诉讼中，我国有关实体法律、法规对一系列重大的民事行为多限定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如《民法通则》第56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采取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法律规定用特定形式的，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合同法》第10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故此，对于那些应当依法采用书面形式订立的合同，只有在采用书面形式的条件下，才具有法律效力。对于某些法律行为，法律要求必须经过公证才能产生应有的效力，除公证文书外，其他证据均不能证明该行为有效。这些都决定了书证使用的广泛性。
其次，书证是以其在客观载体上记载、表述的思想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一般具有意思表示明确、具体、形象的特点，使常人一看便知。如果收集到有关书证，许多情况下可以顺利弄清案件事实真相，有利于案件及时处理。尤其是某些法律文书在作出之后，又经过公证或鉴定程序，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已经审查、核实的，其证明效力就更为显著；同时，书证在许多情形下属于直接证据。可以直接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这一特点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对一些民事、行政案件的有关待证事实，根据法律的有关规定，应当采用书面文件的形式来加以证明。这是因为根据有关实体法的规定，一些民事法律关系和行政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或消灭，应以书面形式表示，即其权利义务关系是以书面形式确定的。因此，在诉讼证明中，往往可以依据书证认定案件主要事实或关键情节，从而使案件得以及时、准确地处理。
再次，书证以一定的物质材料作为客观载体，只要文字、符号和图案等在特定的客观载体上生成和保存下来，其表述的特定思想内容也就固定下来。如果书证本身未遭毁损，它所记载和表述的内容就可以长期保存。即便有时其客观物质载体遇有毁损，只要不影响到有关的文字、符号和图形，同样可据以了解其所载述的人的思想、行为、事件等有关事项，并不影响其证明力。从这一点上，与物证或人证会因时间的流逝、环境的变迁，或者基于其他主观、客观上的原因而发生变化、异常或失真的情形相比，书证更具有显著的优越之处。
最后，书证是审查其他证据是否真实、可靠的重要依据。书证常常形成于案件发生之前或发生过程中，其内容是对一定案件事实的客观记载，只要经过必要程序确认其并非出自伪造，经核实其事后未被篡改，其真实、可靠性就毋庸置疑；书证中的相当一部分属于公文性书证，是国家职能机关为行使职权而制作的，这种书证的真实性一般是有保障的，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如国家审判机关制作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民事、行政判决书和裁定书，国家各级行政主管部门依照职权所颁发的各种文件，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文书等。这些书证，可以将其作为核实、印证其他证据材料是否可信、真实的依据。书证从产生的方式上可分为原始书证和复制书证，相比较而言，原始书证的证明力更强。在实践中，原始书证往往可以用来鉴别和认定其他证据是否真实、可靠，以便决定其取舍。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福发
刘福发
书证作为以文字、符号、图画等反映其与案件之间的关联性的证据，其在诉讼证明中的运用十分广泛，对于正确处理案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书证在各种诉讼活动中是使用最为广泛的证据之一。书证大多数是以文书的形式出现的，而文书是沟通、交流、传递信息的媒介，在社会生活中被广泛使用。这些被广泛使用的文书，一旦涉及诉讼案件，便可以作为书证使用，证明有关事实。另外，依照法律规定，许多法律行为必须以书面形式进行。如在民事诉讼中，我国有关实体法律、法规对一系列重大的民事行为多限定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如《民法通则》第56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采取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法律规定用特定形式的，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合同法》第10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故此，对于那些应当依法采用书面形式订立的合同，只有在采用书面形式的条件下，才具有法律效力。对于某些法律行为，法律要求必须经过公证才能产生应有的效力，除公证文书外，其他证据均不能证明该行为有效。这些都决定了书证使用的广泛性。
其次，书证是以其在客观载体上记载、表述的思想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一般具有意思表示明确、具体、形象的特点，使常人一看便知。如果收集到有关书证，许多情况下可以顺利弄清案件事实真相，有利于案件及时处理。尤其是某些法律文书在作出之后，又经过公证或鉴定程序，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已经审查、核实的，其证明效力就更为显著；同时，书证在许多情形下属于直接证据。可以直接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这一特点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对一些民事、行政案件的有关待证事实，根据法律的有关规定，应当采用书面文件的形式来加以证明。这是因为根据有关实体法的规定，一些民事法律关系和行政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或消灭，应以书面形式表示，即其权利义务关系是以书面形式确定的。因此，在诉讼证明中，往往可以依据书证认定案件主要事实或关键情节，从而使案件得以及时、准确地处理。
再次，书证以一定的物质材料作为客观载体，只要文字、符号和图案等在特定的客观载体上生成和保存下来，其表述的特定思想内容也就固定下来。如果书证本身未遭毁损，它所记载和表述的内容就可以长期保存。即便有时其客观物质载体遇有毁损，只要不影响到有关的文字、符号和图形，同样可据以了解其所载述的人的思想、行为、事件等有关事项，并不影响其证明力。从这一点上，与物证或人证会因时间的流逝、环境的变迁，或者基于其他主观、客观上的原因而发生变化、异常或失真的情形相比，书证更具有显著的优越之处。
最后，书证是审查其他证据是否真实、可靠的重要依据。书证常常形成于案件发生之前或发生过程中，其内容是对一定案件事实的客观记载，只要经过必要程序确认其并非出自伪造，经核实其事后未被篡改，其真实、可靠性就毋庸置疑；书证中的相当一部分属于公文性书证，是国家职能机关为行使职权而制作的，这种书证的真实性一般是有保障的，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如国家审判机关制作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民事、行政判决书和裁定书，国家各级行政主管部门依照职权所颁发的各种文件，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文书等。这些书证，可以将其作为核实、印证其他证据材料是否可信、真实的依据。书证从产生的方式上可分为原始书证和复制书证，相比较而言，原始书证的证明力更强。在实践中，原始书证往往可以用来鉴别和认定其他证据是否真实、可靠，以便决定其取舍。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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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中国期刊网文章编号1005-3558(2004)04-0041-03
试论仲裁诉讼化的利弊
（武汉大学法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2）
内容提要:本文对国际商事仲裁的诉讼化倾向进行了利弊分析,从仲裁的分析性质入手,以契约性第一位,司法性第二位的结论,得出仲裁诉讼化不利于仲裁的健康发展,只会沦为诉讼的简单翻版。再以1994年《仲裁法》实施后的仲裁现实为背景，阐述我国仲裁诉讼化的一系列突出表现，及其带来的种种弊端。
关键词： 仲裁诉讼化 意思自治 司法监督 仲裁员
国际商事仲裁日益诉讼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就“仲裁诉讼化”这个命题来言，究竟是利还是弊，可谓褒贬不一。上世纪末，美国国会在对美国统一仲裁法案进行四十多年以来第一次修订的过程中，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根本对立的两派，一派认为面对现代复杂的仲裁实践，需要制定更多、更细致的仲裁法律及仲裁规则来规范仲裁实践；并且单从理论的角度来看，法律意义上的仲裁制度的完善就是一个诉讼化的过程，就是其不断制度化、系统化的表现，也是法制规律的必然要求。 另一派则认为：试图用僵硬的条文来约束自由灵活的仲裁是徒劳的。相反只会抹杀掉仲裁赖以生存的本质特征，使得仲裁成为诉讼的简单翻版，丧失蓬勃生机。 那究竟仲裁诉讼化是好还是坏呢？根据辩证唯物主义，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但就“仲裁诉讼化”而言，笔者认为弊大于利。
我们可以从分析仲裁的性质入手来思考“仲裁诉讼化的利弊”这个问题，看究竟诉讼化是与其本质属性相符合还是相背离？仲裁具有不同于诉讼、ADR中其他争议解决方式的独特性质，关于仲裁性质问题理论界争论颇多，迄今为止主要有主要有四种理论。传统学说认为仲裁具有契约性，或者具有司法性,或者认为仲裁兼具司法性和契约性，即混合论,第四种理论则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自治说。四种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仲裁的某种属性，但都失之偏颇或折中调和，均未抓住仲裁最本质属性。司法说肯定了国家法律对仲裁的监督与影响，却片面的扩大了这种监督，完全抹杀了仲裁产生发展的基石即当事人意思自治。持该理论的人定会肯定仲裁诉讼化，认为是其司法性所决定的。契约论则走到另一个极端，片面强调无限制的意思自治，否认国家对诉讼的任何作用。持该理论的人定会全面否认诉讼化，认为诉讼化的结果只会让仲裁丧失意思自治的本性。混合论试图折中调和前两种理论，但只是将二者简单相加，一样一半，也未能从整体上回答仲裁最本质的性质到底是什么。持该理论的人面对仲裁诉讼化时只会不知所措，人云亦云。自治说基本上抓住了仲裁的本质性质，但又主张这种自治性具有超国家的性质，却也是不符和仲裁现实的。 我认为要想弄清仲裁性质，首先应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仲裁与诉讼一样，都是解决争议的手段，那么为什么在已经有了诉讼之后，还要一个独立的仲裁制度存在呢？很显然，是因为人们希望有一种不同于诉讼，又比诉讼更具优点的解决商事争议的方法或制度，于是人们在长期的商事交往中逐渐创设了仲裁制度。这个仲裁具有但诉讼不具有的优点就是“当事人意思自治” 。因此仲裁首要的、第一位的属性是契约性。正如英国著名学者施米托夫所说：“商事仲裁的首要原则是当事人意思自治”。 但现代仲裁又离不开国家司法机关的支持与协助，如财产保全、强制执行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等等。因此仲裁又具有司法性，但它是辅助的、第二位的。所以我认为仲裁的性质是以契约性为主、司法性为辅的二者有机结合。据此再来分析“仲裁诉讼化的利弊”就很容易得出“弊大于利”这个结论，因为其颠倒了契约性与司法性的主次关系，过分张扬了仲裁的司法性而忽略了首要的契约性。
弄清了为何仲裁诉讼化是弊大于利，下面将以我国1994年《仲裁法》实施后的仲裁现实为背景，给大家讲述我国仲裁诉讼化的一系列突出表现，及其带来的种种弊端，并尝试性的提出一些可行的改进方法。
一、仲裁程序规定过于严格，缺乏灵活性
在国际仲裁中，各国实践几乎都允许当事人在不背离强行法的情况下，自主选择仲裁程序及确定仲裁程序法，被称为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德国、日本、美国等国家都有类似规定。我国94年《仲裁法》不但没有规定当事人有选择仲裁程序的权利，并且在程序方面的规定繁琐又严格。比如根据第45条规定：“证据应在开庭时出示，并且由当事人进行质证。”这一规定不仅排斥了仲裁活动中的其他质证方式，而且对于采用书面审理的案件的形式制造了障碍，因无法当庭质证而不能推进程序的进行，造成了拖延。这都与仲裁应充分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经济快捷的价值背道而驰，使我国仲裁程序在操作中缺乏一定灵活性，沦为诉讼的翻版。 “仲裁的契约性”使其与诉讼不同，当事人不仅在实体问题上享有充分的意思自治，在程序问题上亦有充分的自主权。这种双重意思自治是现代商事仲裁的重要特色，也是自由经济的必然结果。为使中国内地成为有竞争力的国际仲裁中心，未来的仲裁法有必要赋予当事人选择仲裁程序规则和仲裁程序法的自由。 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只需规定仲裁程序应满足“正当程序”的最低要求即可。
二、仲裁协议形式要件过于僵化
仲裁协议是仲裁的基石，有效的仲裁协议不仅使仲裁庭取得合法的管辖权，也是裁决得到强制执行的前提条件。随着仲裁产业化的发展，各国都本着“尽量使其有效”的思想，对仲裁协议形式要件仅限于书面性，而没有其他要求。 素以对待仲裁严格著称的英国，96年《仲裁法案》也只要求“仲裁协议为书面形式或经书面证实即可”。但根据我国《仲裁法》第16条、第18条的规定，一个有效的仲裁协议必须同时具备三个形式要件，即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仲裁事项和选定的仲裁委员会。这样过分的约束，使许多当事人本有意愿将纠纷提交仲裁但因非关键性内容的欠缺而导致无效，而且实践中争议发生后再来补充协议的可能性极小。既与国际通行做法相背，又违背了当事人申请仲裁的最初意愿。作为《纽约公约》的参加国，我国应执行公约第2条的规定，更好的与国际惯常做法一致。
三、只承认机构仲裁，完全否认了临时仲裁和友好仲裁
机构仲裁以其规范性、确定性是各类仲裁中与诉讼最为接近的一种；临时仲裁是几千年仲裁的较原始形态，保留了仲裁最原汁原味的风格与特性；友好仲裁起源于欧洲大陆，现在已得到普遍运用，其程序运作、法律适用更为宽松自由。三种仲裁类型各具特色，相得益彰。
如果说，国际商事仲裁中的一些大标的案件主要在常设仲裁机构审理的话，一些争议金额不大且当事人希望尽快了结的案件，特别是一些海事案件，通过自愿选择他们共同信任的仲裁员组成临时仲裁庭，审理完毕即告解散的方式，可以节省更多的费用，并在最短的时间内作出裁决。经济快捷的临时仲裁更受欢迎，其优势不容忽视。临时仲裁远远先于机构仲裁而存在，是商人自治、契约自由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最完美、最具特色的表现，否定了它就等于折断了仲裁一只高飞的翅膀，变的僵硬机诫，蒙上了诉讼化的色彩。
中国的国内仲裁制度尚在转型期，但国际仲裁几乎同步于其他国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享有一定声誉。而且国际仲裁人才的资源是各国共享的，人民法院在处理与国际仲裁的关系上也更加重视和相对正规。因此对于自主性较强的临时仲裁，可先考虑纳入国际仲裁制度中，使当事人有更多可供选择的争议解决方法，有助于增强中国仲裁制度的活力与吸引力。
至于友好仲裁，则“与诉讼有霄壤之别”。友好仲裁意味着仲裁员可以依据公允善良（ex aequo et bono）或衡平(aeguitas)观念，而不必严格依照法律做出裁决。无疑法官是绝不能这样断案。事实上，国际仲裁界鲜有不承认友好仲裁的。承认友好仲裁，不但赋予当事人更广阔的选择空间，仲裁庭也能充分发挥自由裁量权，受到法律形式主义和概念主义的束缚要小的多，使仲裁结果更加切实可行，合理公平，而不必刻意追求其“合法性”。因此我认为在我国仲裁制度中加入友好仲裁，是十分必要的也是与国际接轨的又一表现。
四、仲裁员制度中的诉讼化问题
“有什么样的仲裁员就有什么样的仲裁。”仲裁员是整个仲裁的核心与灵魂。我国的仲裁员制度则存在着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带有明显的诉讼化倾向。①强制名册制限制了当事人选择仲裁员的自由意志，类似诉讼当事人无法选择法官一样。本来施行名册制的目的是使当事人及时、准确、有针对性的选任仲裁员 ，但以CIETAC最新的仲裁员名册为例，共有来自27个国家和地区518名仲裁员，而1999年处理的案件涉及的当事人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也就是说至少有16个国家和地区的当事人无法选择本国人作仲裁员。而且有些国家和地区被列入仲裁员名册的人数极少，甚至仅一个。这种迫使当事人无人可选的强制名册制完全违背了名册制的初衷。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强制名册制使仲裁员成为稀缺资源，成为一个带有神圣光圈的高雅头衔，许多法院的离退休法官甚至在职法官都想挤进这支队伍，以图名利双收。过多没经过仲裁专业培训的法官成为仲裁员，其固有的诉讼思维模式和经验很可能做出合乎法律但不切合商业实际的机诫的裁决，使得仲裁诉讼化的倾向进一步加剧。因此摒弃强制名册制，采用推荐名册制势在必行。②驻会仲裁员制度所体现的程序诉讼化倾向有悖于仲裁的民间性。 专家断案是仲裁的又一特色优势，它甚至不要求仲裁员有法律教育背景，会计师、工程师、商界德高望众人士均可担当。就象杨良宜先生所说：“仲裁员并不是什么专业资格。” 而驻会仲裁员其半职业的特征，容易形成定式思维，导致诉讼化。“有些内部仲裁员的本职工作是仲裁案件的程序管理，类似于法院的书记员，而当其被选任为仲裁员时就摇身一变成为裁判者。这种角色和功能的不停转换，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诉讼化倾向。”我国立法应明确规定仲裁机构的工作人员不应在本机构受理的案件中担任仲裁员，或者出任当事人的代理人及顾问。
五、过度的司法监督只会使仲裁演变为另一个诉讼
从仲裁的发展历史来看，法院与仲裁的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法院不干预仲裁；过度的干预和控制仲裁；适度的司法监督。现代国际商事仲裁绝对不能脱离法院的支持而独立存在。并且协助与支持仲裁的职能在不断加强，监督与审查的职能在不断弱化。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规定了对仲裁的司法监督，只不过实施监督的具体方式、程度与范围不同罢了。但是司法监督是否越多越好呢？当然不是！“过多的司法监督同没有监督一样百弊丛生。” 那样只会抹杀仲裁的民间性、高效灵活、一裁终局等等优势，使仲裁沦为法院的附庸。实际上成为仲裁“一审”，法院“二审”，这种“二审”既包括撤消仲裁裁决，也包括退回仲裁机构重新仲裁，还可以拒绝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这样下来所耗费的时间与金钱远远超过了诉讼本身，仲裁简便、快捷、经济的优势荡然无存，更可悲的是当事人往往还要掉过头来重走诉讼之路。
大多数国家都尽力缩小司法审查的范围，将其缩小在程序问题上面，并且是基于当事人的自愿申请而启动的。如裁决是否超出了仲裁协议约定的范围，仲裁庭的组成是否符合仲裁程序等等，仅有英美少数几个国家规定可以审查事实与法律适用是否正确。但目前这些国家正在修改仲裁法，减少司法干预以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英国学者施米托夫（Clive M.Schmitthoff）认为司法审查应只针对仲裁程序的“自然正义”，而不论裁决的“是非曲直”。
在我国，内国仲裁和涉外仲裁实行的是区别对待的“双轨制”，对国内仲裁既审查程序又审查实体，对涉外仲裁只审查程序不审查实体。我认为，依据《纽约公约》第5条第2款的规定，对国内仲裁的实体问题审查应严格限制在“可仲裁性”以及“公共政策”两个方面，涉外仲裁虽不审查实体问题，但程序的司法监督仍存在干涉过严、过多的地方。例如，关于仲裁协议效力的认定，根据《仲裁法》第20条“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或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一方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另一方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决的，由人民法院裁定。”可见在该问题上法院拥有最终的决定权。这与国际普遍采纳的管辖权/管辖权原则（自裁原则、自决原则）即“仲裁庭有权决定自己的管辖权”背道而驰 。是法院过度干预仲裁的典型表现。
因此仲裁的司法监督应坚持“适度”原则本着支持与鼓励仲裁这一根本出发点，避免过度的法院干预造成的诉讼化倾向，“尽量减少以至消除司法干预对仲裁发展的消极作用，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从而在当事人充分意思自治与适当的司法干预之间寻求平衡。”
小结：纵观仲裁的发展历程从公元前六世纪至今，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制度化、规范化的过程，这是一种进步趋势，是法治现代化的必然结果。我认为仲裁并不排斥制度化，只是排斥按照诉讼模式和诉讼思维理念的制度化。按照诉讼的思维观念，套用诉讼的制度模式来推进仲裁的制度化，是不可取的，只会使仲裁一步步丧失生命力。我的观点就是：坚持制度化，反对诉讼化，“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必须在寻求制度化和避免诉讼化的悖论之间求的平衡！”
参考文献：
1. Thomas J. Stipanowich，Arbitration Expert Predicts 21st Century Trends, speeched at the ADR Section's Annual Meeting of America on September 16, 1998.
2. 李双元著：《中国国际私法通论（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3. （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赵秀文译，中国大百科贸易出版社出版，1993年
4. 寇立耘，中国仲裁员制度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意见，《仲裁与法律》2002年第6期
5. 汪祖兴：《浅谈仲裁公正性——兼论中国仲裁的监督机制与国际惯例的接轨》，载《仲裁与法律通讯》1998年4月第2期
6. 宋连斌，《比照适用抑或特别规定：从国际商事仲裁的法律适用谈起》——2003中国国际私法年会安徽年会论文
上海市财政局 上海市监察局
关于印发《上海市政府采购集中采购机构监督考核管理办法》的通知
上海市政府采购中心，各区县财政局、监察局：
为了规范和加强本市集中采购机构监督考核管理，促进本市集中采购机构依法执行集中采购任务、提高采购质量与效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和财政部、监察部《集中采购机构监督考核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市财政局和市监察局制订了《上海市政府采购集中采购机构监督考核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按照执行。
原《上海市集中采购机构监督考核管理暂行办法》（沪财库〔2009〕63号）停止执行。
上海市财政局
上海市监察局
二Ｏ一二年五月十四日
上海市政府采购集中采购机构监督考核管理办法
第一条（依据和目的）
为了规范和加强本市集中采购机构监督考核管理，促进本市集中采购机构依法执行集中采购任务、提高采购质量与效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和财政部、监察部《集中采购机构监督考核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主体和适用范围）
本市各级财政部门（以下简称“财政部门”）依法负责对同级集中采购机构的监督考核，各级集中采购机构应依法接受、配合财政部门开展监督考核工作。
上款所称集中采购机构是指上海市政府采购中心（以下简称“市采购中心”）和本市区（县）人民政府设立的政府采购中心。
本市各级监察部门应加强对同级集中采购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同时对财政部门的监督考核工作实施监察。
第三条（监督考核的原则）
对集中采购机构的监督考核应当遵循依法办事、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廉洁奉公的原则。
第四条（考核要求）
财政部门应当组织由三人以上单数组成的考核小组对集中采购机构进行考核，考核小组可以邀请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人员参加。必要时邀请采购人和供应商参加。
市财政局制定对市采购中心进行年度考核的考核要求和考核表，并可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区（县）财政局参照市财政局制定的考核要求和考核表，制定本区（县）采购中心的考核要求和考核表。
财政部门对集中采购机构的考核应当做到“要求明确，事先通知，程序规范，考核公正”。
第五条（考核范围）
对集中采购机构的考核范围应包括：
（一）集中采购机构执行政府采购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政府采购政策的情况；
（二）采购范围、采购项目执行情况；
（三）采购方式和采购程序的执行情况；
（四）集中采购机构建立和健全内部管理监督制度情况；
（五）集中采购机构从业人员的职业素质、专业技能、服务态度和廉洁自律情况；
（六）采购价格、采购质量和采购效率情况；
（七）采购文件的编制、公告和保存情况。
市财政局根据考核实际情况可以将其他有关事项纳入考核范围。
第六条（考核方式）
对集中采购机构的考核实行定期与专项考核、定性与定量考核、自查与核查相结合的方式。
第七条（定期与专项考核）
对集中采购机构的考核工作以定期考核为主，原则上每年一次，于每年的三月底前对上一年度进行考核。集中采购机构应在每年的一月底前向财政部门报送上一年度的工作总结报告，二月份报送定期考核自查报告，三月份由财政部门组织考核。定期考核按照本办法第四条、第十条规定的考核要求和考核程序进行。
财政部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不定期对集中采购机构进行专项考核。专项考核是针对具体的采购阶段或采购项目，以及特定事项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作为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据。
财政部门进行专项考核应当明确考核的范围和方法，制定专项考核的方案，提前十五个工作日通知集中采购机构。
第八条（定性与定量考核）
定性考核的内容包括：
（一）政府采购政策执行情况。具体表现为是否擅自制定政府采购政策，是否落实政府采购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和扶持中小企业等政策。
（二）政府采购范围。具体表现为是否依法接受采购人委托代理集中采购目录项目的采购，是否擅自提高采购标准，是否将采购人委托的采购项目擅自委托其他采购代理机构采购。
（三）政府采购文件。具体表现为采购文件是否存在限制性和倾向性。
（四）政府采购方式。具体表现为是否未经财政部门审批擅自将公开招标项目改为非公开招标方式，是否未按照政府采购法的规定情形选择非公开招标方式。
（五）政府采购程序。具体表现为是否依法公告采购信息，是否依法进行资格预审，信息公告的形式、招标文件的发放（发售）以及对招标文件的澄清、修改是否合法，是否存在违规收费，开标程序是否合法，是否依法组织评标、谈判和询价，是否依法发布中标、成交公告和通知，是否按规定退还投标保证金，是否侵占、挪用投标保证金。
（六）询问与质疑处理。具体表现为是否及时答复供应商的询问，是否依法受理供应商的质疑并在法定期间作出质疑答复。
（七）政府采购文件保存及政府采购合同备案情况。具体表现为是否建立政府采购文件档案管理制度，归档文件是否齐全、及时，政府采购合同副本是否依法报财政部门备案。
（八）集中采购机构内部管理制度。具体表现为工作岗位设置是否合理，管理操作环节是否职责明确，是否建立内部监督制约机制，是否制定采购流程。
（九）集中采购机构从业人员的培训情况。具体表现为是否定期进行内部培训，是否参加财政部门组织的培训。
（十）集中采购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廉洁自律情况。具体表现为是否制定了廉洁自律的规定，是否存在违反廉洁自律规定的行为。
（十一）采购人的评价。具体表现为是否接受采购人委托并签订委托代理协议，是否按照委托协议约定的事项完成采购项目，是否接受采购人委托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并参与合同的验收，以及采购人对集中采购机构工作效率、工作人员态度的评价等。
（十二）供应商的评价。具体表现为是否公平、公正对待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是否为供应商尤其是中小微企业供应商提供必要的服务，以及供应商对集中采购机构工作效率、工作人员态度的评价等。
（十三）评审专家的评价。具体表现为是否为评审专家提供必要的工作设施、环境等，是否充分保障评审专家政府采购活动依法享有的权利（包括知情权、评审权、表决权等），以及评审专家对集中采购机构工作效率、工作人员态度的评价等。
定量考核的内容包括：
（一）政府采购信息公开率
政府采购信息公开率=公开的项目数量÷受托采购项目数量×100%
（二）采购金额增长率
采购金额增长率=（本年度完成的采购金额-上年度完成的采购金额）÷上年度完成的采购金额×100%
（三）采购批次增长率
采购批次增长率=（本年度完成的采购批次-上年度完成的采购批次）÷上年度完成的采购批次×100%
（四）资金节约率
采购资金节约率=节约额÷采购预算×100%
节约额=采购预算-实际采购金额
（五）质疑答复满意率
质疑答复满意率=（1-答复质疑后被有效投诉的次数÷被质疑的次数）×100%
市财政局根据本条规定的内容制定考核表，确定考核的范围、因素和分值。
第九条（自查与核查）
集中采购机构应于每月开始五个工作日内向财政部门报送上月政府采购统计快报；于当季度结束后五个工作日内向财政部门报送政府采购统计信息季度报表；于当年度结束后十个工作日内向财政部门报送政府采购统计信息年度报表和统计分析。政府采购快报和统计信息报表作为年度考核的基础性资料。
集中采购机构应当依本办法第八条规定按季度进行自查，并将自查报告于季度结束后30日内报送财政部门。
财政部门可以根据集中采购机构的自查报告进行核查，核查采取随机抽取的办法进行检查。
第十条（考核程序）
财政部门对集中采购机构的考核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成立考核小组。财政部门按照本办法规定成立考核小组，并确定一名考核小组组长。
（二）制定考核要求和考核表。考核要求包括考核方式、考核时间、考核步骤和自查要求；考核表包括考核范围、内容和分值。在考核工作开始前十五个工作日以文件形式通知集中采购机构。
（三）集中采购机构自查。集中采购机构收到财政部门的考核通知后，十五个工作日内按照考核要求进行自查，并形成自查报告。自查报告的内容包括对考核的内容进行逐项分析、说明和自评结论，并附相关的资料。
（四）收集相关资料。考核小组根据考核方案要求集中采购机构提供有关原始资料，可以根据考核要求对原始资料进行复制。
（五）实施考核。考核小组根据考核表所确定的内容，对集中采购机构自查报告及附录的资料、考核小组要求集中采购机构提供的资料进行评议，并根据采购人、供应商的反馈意见进行独自评分。
（六）汇总及报告。考核小组组长统计各成员的打分进行算术平均，确定综合评分。考核小组根据综合评分和实际考核情况，在考核工作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形成书面考核报告。
考核报告的内容应当包括考核的期间、考核的范围、考核的项目、定性与定量考核的综合评分、考核的结果，并附集中采购机构的自查报告、以及财政部门自行收集的相关资料。
（七）公布考核结果。财政部门根据考核小组的考核报告，集中采购机构的自查报告，作出正式考核报告。
市财政局应将考核结果报送上海市人民政府。区（县）财政局应将考核结果报送各区（县）人民政府，同时报送市财政局。
（八）整改。财政部门根据考核结果以及在考核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向集中采购机构提出整改建议。集中采购机构应当按照财政部门的建议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整改，并将整改情况报告财政部门。
第十一条（综合评定）
财政部门根据定性考核和定量考核并结合实际考核情况进行综合评定，确定集中采购机构的年度考核结果为不合格、合格、良好和优秀。
综合评定得分59分以下的为不合格。不合格表现为集中采购机构内部管理混乱，工作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不能适应集中采购机构的工作要求，不能完成集中采购机构的代理工作；由于代理工作失职给采购人、供应商造成损失或给政府采购带来不良影响的。
综合评定得分60分以上75分以下的为合格。合格表现为基本能够完成采购代理的工作，但质量和效率不高，不能较好的为采购人和供应商提供服务。
综合评定得分76分以上89分以下的为良好。良好表现为能够贯彻执行政府采购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内部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合理，制度建设和操作流程较为规范，较好地完成采购人委托的采购代理业务，采购的质量和效率较高。
综合评定得分90分以上的为优秀。优秀表现为认真贯彻执行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落实政府采购政策目标；内部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完善，制度建设和操作流程规范合理，很好地完成采购人委托的采购代理业务，采购的质量和效率很高；受到采购人、供应商的一致好评。
第十二条（对违法行为的考核认定）
集中采购机构因其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处罚，或司法判决认定其违法的，当年度的考核应认定为不合格。
第十三条（考核表彰）
财政部门对于综合评定优良以上的集中采购机构给予表彰。
第十四条（整改情况报告）
对于综合评定不合格的集中采购机构，财政部门应当责令其限期整改。集中采购机构应当按照财政部门的要求制定整改方案，并将整改方案和整改情况在规定时间向财政部门报告。
第十五条（考核责任）
集中采购机构在考核中虚报业绩，隐瞒真实情况的，或拒不按照财政部门建议进行整改的，财政部门给予警告或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止一至三个月的代理采购业务，进行内部整顿。
考核小组工作人员在考核工作中徇私舞弊或滥用职权的，由其所在部门或监察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六条（办法解释）
本办法由市财政局、市监察局按各自职能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实施时间）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有效期五年。《上海市集中采购机构监督考核管理暂行办法》（沪财库〔2009〕63号）予以废止。
试论仲裁诉讼化的利弊
（武汉大学法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2）
内容提要:本文对国际商事仲裁的诉讼化倾向进行了利弊分析,从仲裁的分析性质入手,以契约性第一位,司法性第二位的结论,得出仲裁诉讼化不利于仲裁的健康发展,只会沦为诉讼的简单翻版。再以1994年《仲裁法》实施后的仲裁现实为背景，阐述我国仲裁诉讼化的一系列突出表现，及其带来的种种弊端。
关键词： 仲裁诉讼化 意思自治 司法监督 仲裁员
国际商事仲裁日益诉讼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就“仲裁诉讼化”这个命题来言，究竟是利还是弊，可谓褒贬不一。上世纪末，美国国会在对美国统一仲裁法案进行四十多年以来第一次修订的过程中，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根本对立的两派，一派认为面对现代复杂的仲裁实践，需要制定更多、更细致的仲裁法律及仲裁规则来规范仲裁实践；并且单从理论的角度来看，法律意义上的仲裁制度的完善就是一个诉讼化的过程，就是其不断制度化、系统化的表现，也是法制规律的必然要求。 另一派则认为：试图用僵硬的条文来约束自由灵活的仲裁是徒劳的。相反只会抹杀掉仲裁赖以生存的本质特征，使得仲裁成为诉讼的简单翻版，丧失蓬勃生机。 那究竟仲裁诉讼化是好还是坏呢？根据辩证唯物主义，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但就“仲裁诉讼化”而言，笔者认为弊大于利。
我们可以从分析仲裁的性质入手来思考“仲裁诉讼化的利弊”这个问题，看究竟诉讼化是与其本质属性相符合还是相背离？仲裁具有不同于诉讼、ADR中其他争议解决方式的独特性质，关于仲裁性质问题理论界争论颇多，迄今为止主要有主要有四种理论。传统学说认为仲裁具有契约性，或者具有司法性,或者认为仲裁兼具司法性和契约性，即混合论,第四种理论则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自治说。四种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仲裁的某种属性，但都失之偏颇或折中调和，均未抓住仲裁最本质属性。司法说肯定了国家法律对仲裁的监督与影响，却片面的扩大了这种监督，完全抹杀了仲裁产生发展的基石即当事人意思自治。持该理论的人定会肯定仲裁诉讼化，认为是其司法性所决定的。契约论则走到另一个极端，片面强调无限制的意思自治，否认国家对诉讼的任何作用。持该理论的人定会全面否认诉讼化，认为诉讼化的结果只会让仲裁丧失意思自治的本性。混合论试图折中调和前两种理论，但只是将二者简单相加，一样一半，也未能从整体上回答仲裁最本质的性质到底是什么。持该理论的人面对仲裁诉讼化时只会不知所措，人云亦云。自治说基本上抓住了仲裁的本质性质，但又主张这种自治性具有超国家的性质，却也是不符和仲裁现实的。 我认为要想弄清仲裁性质，首先应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仲裁与诉讼一样，都是解决争议的手段，那么为什么在已经有了诉讼之后，还要一个独立的仲裁制度存在呢？很显然，是因为人们希望有一种不同于诉讼，又比诉讼更具优点的解决商事争议的方法或制度，于是人们在长期的商事交往中逐渐创设了仲裁制度。这个仲裁具有但诉讼不具有的优点就是“当事人意思自治” 。因此仲裁首要的、第一位的属性是契约性。正如英国著名学者施米托夫所说：“商事仲裁的首要原则是当事人意思自治”。 但现代仲裁又离不开国家司法机关的支持与协助，如财产保全、强制执行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等等。因此仲裁又具有司法性，但它是辅助的、第二位的。所以我认为仲裁的性质是以契约性为主、司法性为辅的二者有机结合。据此再来分析“仲裁诉讼化的利弊”就很容易得出“弊大于利”这个结论，因为其颠倒了契约性与司法性的主次关系，过分张扬了仲裁的司法性而忽略了首要的契约性。
弄清了为何仲裁诉讼化是弊大于利，下面将以我国1994年《仲裁法》实施后的仲裁现实为背景，给大家讲述我国仲裁诉讼化的一系列突出表现，及其带来的种种弊端，并尝试性的提出一些可行的改进方法。
一、仲裁程序规定过于严格，缺乏灵活性
在国际仲裁中，各国实践几乎都允许当事人在不背离强行法的情况下，自主选择仲裁程序及确定仲裁程序法，被称为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德国、日本、美国等国家都有类似规定。我国94年《仲裁法》不但没有规定当事人有选择仲裁程序的权利，并且在程序方面的规定繁琐又严格。比如根据第45条规定：“证据应在开庭时出示，并且由当事人进行质证。”这一规定不仅排斥了仲裁活动中的其他质证方式，而且对于采用书面审理的案件的形式制造了障碍，因无法当庭质证而不能推进程序的进行，造成了拖延。这都与仲裁应充分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经济快捷的价值背道而驰，使我国仲裁程序在操作中缺乏一定灵活性，沦为诉讼的翻版。 “仲裁的契约性”使其与诉讼不同，当事人不仅在实体问题上享有充分的意思自治，在程序问题上亦有充分的自主权。这种双重意思自治是现代商事仲裁的重要特色，也是自由经济的必然结果。为使中国内地成为有竞争力的国际仲裁中心，未来的仲裁法有必要赋予当事人选择仲裁程序规则和仲裁程序法的自由。 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只需规定仲裁程序应满足“正当程序”的最低要求即可。
二、仲裁协议形式要件过于僵化
仲裁协议是仲裁的基石，有效的仲裁协议不仅使仲裁庭取得合法的管辖权，也是裁决得到强制执行的前提条件。随着仲裁产业化的发展，各国都本着“尽量使其有效”的思想，对仲裁协议形式要件仅限于书面性，而没有其他要求。 素以对待仲裁严格著称的英国，96年《仲裁法案》也只要求“仲裁协议为书面形式或经书面证实即可”。但根据我国《仲裁法》第16条、第18条的规定，一个有效的仲裁协议必须同时具备三个形式要件，即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仲裁事项和选定的仲裁委员会。这样过分的约束，使许多当事人本有意愿将纠纷提交仲裁但因非关键性内容的欠缺而导致无效，而且实践中争议发生后再来补充协议的可能性极小。既与国际通行做法相背，又违背了当事人申请仲裁的最初意愿。作为《纽约公约》的参加国，我国应执行公约第2条的规定，更好的与国际惯常做法一致。
三、只承认机构仲裁，完全否认了临时仲裁和友好仲裁
机构仲裁以其规范性、确定性是各类仲裁中与诉讼最为接近的一种；临时仲裁是几千年仲裁的较原始形态，保留了仲裁最原汁原味的风格与特性；友好仲裁起源于欧洲大陆，现在已得到普遍运用，其程序运作、法律适用更为宽松自由。三种仲裁类型各具特色，相得益彰。
如果说，国际商事仲裁中的一些大标的案件主要在常设仲裁机构审理的话，一些争议金额不大且当事人希望尽快了结的案件，特别是一些海事案件，通过自愿选择他们共同信任的仲裁员组成临时仲裁庭，审理完毕即告解散的方式，可以节省更多的费用，并在最短的时间内作出裁决。经济快捷的临时仲裁更受欢迎，其优势不容忽视。临时仲裁远远先于机构仲裁而存在，是商人自治、契约自由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最完美、最具特色的表现，否定了它就等于折断了仲裁一只高飞的翅膀，变的僵硬机诫，蒙上了诉讼化的色彩。
中国的国内仲裁制度尚在转型期，但国际仲裁几乎同步于其他国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享有一定声誉。而且国际仲裁人才的资源是各国共享的，人民法院在处理与国际仲裁的关系上也更加重视和相对正规。因此对于自主性较强的临时仲裁，可先考虑纳入国际仲裁制度中，使当事人有更多可供选择的争议解决方法，有助于增强中国仲裁制度的活力与吸引力。
至于友好仲裁，则“与诉讼有霄壤之别”。友好仲裁意味着仲裁员可以依据公允善良（ex aequo et bono）或衡平(aeguitas)观念，而不必严格依照法律做出裁决。无疑法官是绝不能这样断案。事实上，国际仲裁界鲜有不承认友好仲裁的。承认友好仲裁，不但赋予当事人更广阔的选择空间，仲裁庭也能充分发挥自由裁量权，受到法律形式主义和概念主义的束缚要小的多，使仲裁结果更加切实可行，合理公平，而不必刻意追求其“合法性”。因此我认为在我国仲裁制度中加入友好仲裁，是十分必要的也是与国际接轨的又一表现。
四、仲裁员制度中的诉讼化问题
“有什么样的仲裁员就有什么样的仲裁。”仲裁员是整个仲裁的核心与灵魂。我国的仲裁员制度则存在着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带有明显的诉讼化倾向。①强制名册制限制了当事人选择仲裁员的自由意志，类似诉讼当事人无法选择法官一样。本来施行名册制的目的是使当事人及时、准确、有针对性的选任仲裁员 ，但以CIETAC最新的仲裁员名册为例，共有来自27个国家和地区518名仲裁员，而1999年处理的案件涉及的当事人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也就是说至少有16个国家和地区的当事人无法选择本国人作仲裁员。而且有些国家和地区被列入仲裁员名册的人数极少，甚至仅一个。这种迫使当事人无人可选的强制名册制完全违背了名册制的初衷。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强制名册制使仲裁员成为稀缺资源，成为一个带有神圣光圈的高雅头衔，许多法院的离退休法官甚至在职法官都想挤进这支队伍，以图名利双收。过多没经过仲裁专业培训的法官成为仲裁员，其固有的诉讼思维模式和经验很可能做出合乎法律但不切合商业实际的机诫的裁决，使得仲裁诉讼化的倾向进一步加剧。因此摒弃强制名册制，采用推荐名册制势在必行。②驻会仲裁员制度所体现的程序诉讼化倾向有悖于仲裁的民间性。 专家断案是仲裁的又一特色优势，它甚至不要求仲裁员有法律教育背景，会计师、工程师、商界德高望众人士均可担当。就象杨良宜先生所说：“仲裁员并不是什么专业资格。” 而驻会仲裁员其半职业的特征，容易形成定式思维，导致诉讼化。“有些内部仲裁员的本职工作是仲裁案件的程序管理，类似于法院的书记员，而当其被选任为仲裁员时就摇身一变成为裁判者。这种角色和功能的不停转换，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诉讼化倾向。”我国立法应明确规定仲裁机构的工作人员不应在本机构受理的案件中担任仲裁员，或者出任当事人的代理人及顾问。
五、过度的司法监督只会使仲裁演变为另一个诉讼
从仲裁的发展历史来看，法院与仲裁的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法院不干预仲裁；过度的干预和控制仲裁；适度的司法监督。现代国际商事仲裁绝对不能脱离法院的支持而独立存在。并且协助与支持仲裁的职能在不断加强，监督与审查的职能在不断弱化。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规定了对仲裁的司法监督，只不过实施监督的具体方式、程度与范围不同罢了。但是司法监督是否越多越好呢？当然不是！“过多的司法监督同没有监督一样百弊丛生。” 那样只会抹杀仲裁的民间性、高效灵活、一裁终局等等优势，使仲裁沦为法院的附庸。实际上成为仲裁“一审”，法院“二审”，这种“二审”既包括撤消仲裁裁决，也包括退回仲裁机构重新仲裁，还可以拒绝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这样下来所耗费的时间与金钱远远超过了诉讼本身，仲裁简便、快捷、经济的优势荡然无存，更可悲的是当事人往往还要掉过头来重走诉讼之路。
大多数国家都尽力缩小司法审查的范围，将其缩小在程序问题上面，并且是基于当事人的自愿申请而启动的。如裁决是否超出了仲裁协议约定的范围，仲裁庭的组成是否符合仲裁程序等等，仅有英美少数几个国家规定可以审查事实与法律适用是否正确。但目前这些国家正在修改仲裁法，减少司法干预以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英国学者施米托夫（Clive M.Schmitthoff）认为司法审查应只针对仲裁程序的“自然正义”，而不论裁决的“是非曲直”。
在我国，内国仲裁和涉外仲裁实行的是区别对待的“双轨制”，对国内仲裁既审查程序又审查实体，对涉外仲裁只审查程序不审查实体。我认为，依据《纽约公约》第5条第2款的规定，对国内仲裁的实体问题审查应严格限制在“可仲裁性”以及“公共政策”两个方面，涉外仲裁虽不审查实体问题，但程序的司法监督仍存在干涉过严、过多的地方。例如，关于仲裁协议效力的认定，根据《仲裁法》第20条“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或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一方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另一方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决的，由人民法院裁定。”可见在该问题上法院拥有最终的决定权。这与国际普遍采纳的管辖权/管辖权原则（自裁原则、自决原则）即“仲裁庭有权决定自己的管辖权”背道而驰 。是法院过度干预仲裁的典型表现。
因此仲裁的司法监督应坚持“适度”原则本着支持与鼓励仲裁这一根本出发点，避免过度的法院干预造成的诉讼化倾向，“尽量减少以至消除司法干预对仲裁发展的消极作用，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从而在当事人充分意思自治与适当的司法干预之间寻求平衡。”
小结：纵观仲裁的发展历程从公元前六世纪至今，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制度化、规范化的过程，这是一种进步趋势，是法治现代化的必然结果。我认为仲裁并不排斥制度化，只是排斥按照诉讼模式和诉讼思维理念的制度化。按照诉讼的思维观念，套用诉讼的制度模式来推进仲裁的制度化，是不可取的，只会使仲裁一步步丧失生命力。我的观点就是：坚持制度化，反对诉讼化，“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必须在寻求制度化和避免诉讼化的悖论之间求的平衡！”
参考文献：
1. Thomas J. Stipanowich，Arbitration Expert Predicts 21st Century Trends, speeched at the ADR Section's Annual Meeting of America on September 16, 1998.
2. 李双元著：《中国国际私法通论（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3. （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赵秀文译，中国大百科贸易出版社出版，1993年
4. 寇立耘，中国仲裁员制度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意见，《仲裁与法律》2002年第6期
5. 汪祖兴：《浅谈仲裁公正性——兼论中国仲裁的监督机制与国际惯例的接轨》，载《仲裁与法律通讯》1998年4月第2期
6. 宋连斌，《比照适用抑或特别规定：从国际商事仲裁的法律适用谈起》——2003中国国际私法年会安徽年会论文
关于印发《上海市政府采购集中采购机构监督考核管理办法》的通知
关于印发《上海市政府采购集中采购机构监督考核管理办法》的通知
上海市政府采购中心，各区县财政局、监察局：
为了规范和加强本市集中采购机构监督考核管理，促进本市集中采购机构依法执行集中采购任务、提高采购质量与效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和财政部、监察部《集中采购机构监督考核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市财政局和市监察局制订了《上海市政府采购集中采购机构监督考核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按照执行。
原《上海市集中采购机构监督考核管理暂行办法》（沪财库〔2009〕63号）停止执行。
上海市财政局
上海市监察局
二Ｏ一二年五月十四日
上海市政府采购集中采购机构监督考核管理办法
第一条（依据和目的）
为了规范和加强本市集中采购机构监督考核管理，促进本市集中采购机构依法执行集中采购任务、提高采购质量与效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和财政部、监察部《集中采购机构监督考核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主体和适用范围）
本市各级财政部门（以下简称“财政部门”）依法负责对同级集中采购机构的监督考核，各级集中采购机构应依法接受、配合财政部门开展监督考核工作。
上款所称集中采购机构是指上海市政府采购中心（以下简称“市采购中心”）和本市区（县）人民政府设立的政府采购中心。
本市各级监察部门应加强对同级集中采购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同时对财政部门的监督考核工作实施监察。
第三条（监督考核的原则）
对集中采购机构的监督考核应当遵循依法办事、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廉洁奉公的原则。
第四条（考核要求）
财政部门应当组织由三人以上单数组成的考核小组对集中采购机构进行考核，考核小组可以邀请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人员参加。必要时邀请采购人和供应商参加。
市财政局制定对市采购中心进行年度考核的考核要求和考核表，并可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区（县）财政局参照市财政局制定的考核要求和考核表，制定本区（县）采购中心的考核要求和考核表。
财政部门对集中采购机构的考核应当做到“要求明确，事先通知，程序规范，考核公正”。
第五条（考核范围）
对集中采购机构的考核范围应包括：
（一）集中采购机构执行政府采购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政府采购政策的情况；
（二）采购范围、采购项目执行情况；
（三）采购方式和采购程序的执行情况；
（四）集中采购机构建立和健全内部管理监督制度情况；
（五）集中采购机构从业人员的职业素质、专业技能、服务态度和廉洁自律情况；
（六）采购价格、采购质量和采购效率情况；
（七）采购文件的编制、公告和保存情况。
市财政局根据考核实际情况可以将其他有关事项纳入考核范围。
第六条（考核方式）
对集中采购机构的考核实行定期与专项考核、定性与定量考核、自查与核查相结合的方式。
第七条（定期与专项考核）
对集中采购机构的考核工作以定期考核为主，原则上每年一次，于每年的三月底前对上一年度进行考核。集中采购机构应在每年的一月底前向财政部门报送上一年度的工作总结报告，二月份报送定期考核自查报告，三月份由财政部门组织考核。定期考核按照本办法第四条、第十条规定的考核要求和考核程序进行。
财政部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不定期对集中采购机构进行专项考核。专项考核是针对具体的采购阶段或采购项目，以及特定事项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作为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据。
财政部门进行专项考核应当明确考核的范围和方法，制定专项考核的方案，提前十五个工作日通知集中采购机构。
第八条（定性与定量考核）
定性考核的内容包括：
（一）政府采购政策执行情况。具体表现为是否擅自制定政府采购政策，是否落实政府采购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和扶持中小企业等政策。
（二）政府采购范围。具体表现为是否依法接受采购人委托代理集中采购目录项目的采购，是否擅自提高采购标准，是否将采购人委托的采购项目擅自委托其他采购代理机构采购。
（三）政府采购文件。具体表现为采购文件是否存在限制性和倾向性。
（四）政府采购方式。具体表现为是否未经财政部门审批擅自将公开招标项目改为非公开招标方式，是否未按照政府采购法的规定情形选择非公开招标方式。
（五）政府采购程序。具体表现为是否依法公告采购信息，是否依法进行资格预审，信息公告的形式、招标文件的发放（发售）以及对招标文件的澄清、修改是否合法，是否存在违规收费，开标程序是否合法，是否依法组织评标、谈判和询价，是否依法发布中标、成交公告和通知，是否按规定退还投标保证金，是否侵占、挪用投标保证金。
（六）询问与质疑处理。具体表现为是否及时答复供应商的询问，是否依法受理供应商的质疑并在法定期间作出质疑答复。
（七）政府采购文件保存及政府采购合同备案情况。具体表现为是否建立政府采购文件档案管理制度，归档文件是否齐全、及时，政府采购合同副本是否依法报财政部门备案。
（八）集中采购机构内部管理制度。具体表现为工作岗位设置是否合理，管理操作环节是否职责明确，是否建立内部监督制约机制，是否制定采购流程。
（九）集中采购机构从业人员的培训情况。具体表现为是否定期进行内部培训，是否参加财政部门组织的培训。
（十）集中采购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廉洁自律情况。具体表现为是否制定了廉洁自律的规定，是否存在违反廉洁自律规定的行为。
（十一）采购人的评价。具体表现为是否接受采购人委托并签订委托代理协议，是否按照委托协议约定的事项完成采购项目，是否接受采购人委托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并参与合同的验收，以及采购人对集中采购机构工作效率、工作人员态度的评价等。
（十二）供应商的评价。具体表现为是否公平、公正对待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是否为供应商尤其是中小微企业供应商提供必要的服务，以及供应商对集中采购机构工作效率、工作人员态度的评价等。
（十三）评审专家的评价。具体表现为是否为评审专家提供必要的工作设施、环境等，是否充分保障评审专家政府采购活动依法享有的权利（包括知情权、评审权、表决权等），以及评审专家对集中采购机构工作效率、工作人员态度的评价等。
定量考核的内容包括：
（一）政府采购信息公开率
政府采购信息公开率=公开的项目数量÷受托采购项目数量×100%
（二）采购金额增长率
采购金额增长率=（本年度完成的采购金额-上年度完成的采购金额）÷上年度完成的采购金额×100%
（三）采购批次增长率
采购批次增长率=（本年度完成的采购批次-上年度完成的采购批次）÷上年度完成的采购批次×100%
（四）资金节约率
采购资金节约率=节约额÷采购预算×100%
节约额=采购预算-实际采购金额
（五）质疑答复满意率
质疑答复满意率=（1-答复质疑后被有效投诉的次数÷被质疑的次数）×100%
市财政局根据本条规定的内容制定考核表，确定考核的范围、因素和分值。
第九条（自查与核查）
集中采购机构应于每月开始五个工作日内向财政部门报送上月政府采购统计快报；于当季度结束后五个工作日内向财政部门报送政府采购统计信息季度报表；于当年度结束后十个工作日内向财政部门报送政府采购统计信息年度报表和统计分析。政府采购快报和统计信息报表作为年度考核的基础性资料。
集中采购机构应当依本办法第八条规定按季度进行自查，并将自查报告于季度结束后30日内报送财政部门。
财政部门可以根据集中采购机构的自查报告进行核查，核查采取随机抽取的办法进行检查。
第十条（考核程序）
财政部门对集中采购机构的考核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成立考核小组。财政部门按照本办法规定成立考核小组，并确定一名考核小组组长。
（二）制定考核要求和考核表。考核要求包括考核方式、考核时间、考核步骤和自查要求；考核表包括考核范围、内容和分值。在考核工作开始前十五个工作日以文件形式通知集中采购机构。
（三）集中采购机构自查。集中采购机构收到财政部门的考核通知后，十五个工作日内按照考核要求进行自查，并形成自查报告。自查报告的内容包括对考核的内容进行逐项分析、说明和自评结论，并附相关的资料。
（四）收集相关资料。考核小组根据考核方案要求集中采购机构提供有关原始资料，可以根据考核要求对原始资料进行复制。
（五）实施考核。考核小组根据考核表所确定的内容，对集中采购机构自查报告及附录的资料、考核小组要求集中采购机构提供的资料进行评议，并根据采购人、供应商的反馈意见进行独自评分。
（六）汇总及报告。考核小组组长统计各成员的打分进行算术平均，确定综合评分。考核小组根据综合评分和实际考核情况，在考核工作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形成书面考核报告。
考核报告的内容应当包括考核的期间、考核的范围、考核的项目、定性与定量考核的综合评分、考核的结果，并附集中采购机构的自查报告、以及财政部门自行收集的相关资料。
（七）公布考核结果。财政部门根据考核小组的考核报告，集中采购机构的自查报告，作出正式考核报告。
市财政局应将考核结果报送上海市人民政府。区（县）财政局应将考核结果报送各区（县）人民政府，同时报送市财政局。
（八）整改。财政部门根据考核结果以及在考核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向集中采购机构提出整改建议。集中采购机构应当按照财政部门的建议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整改，并将整改情况报告财政部门。
第十一条（综合评定）
财政部门根据定性考核和定量考核并结合实际考核情况进行综合评定，确定集中采购机构的年度考核结果为不合格、合格、良好和优秀。
综合评定得分59分以下的为不合格。不合格表现为集中采购机构内部管理混乱，工作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不能适应集中采购机构的工作要求，不能完成集中采购机构的代理工作；由于代理工作失职给采购人、供应商造成损失或给政府采购带来不良影响的。
综合评定得分60分以上75分以下的为合格。合格表现为基本能够完成采购代理的工作，但质量和效率不高，不能较好的为采购人和供应商提供服务。
综合评定得分76分以上89分以下的为良好。良好表现为能够贯彻执行政府采购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内部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合理，制度建设和操作流程较为规范，较好地完成采购人委托的采购代理业务，采购的质量和效率较高。
综合评定得分90分以上的为优秀。优秀表现为认真贯彻执行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落实政府采购政策目标；内部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完善，制度建设和操作流程规范合理，很好地完成采购人委托的采购代理业务，采购的质量和效率很高；受到采购人、供应商的一致好评。
第十二条（对违法行为的考核认定）
集中采购机构因其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处罚，或司法判决认定其违法的，当年度的考核应认定为不合格。
第十三条（考核表彰）
财政部门对于综合评定优良以上的集中采购机构给予表彰。
第十四条（整改情况报告）
对于综合评定不合格的集中采购机构，财政部门应当责令其限期整改。集中采购机构应当按照财政部门的要求制定整改方案，并将整改方案和整改情况在规定时间向财政部门报告。
第十五条（考核责任）
集中采购机构在考核中虚报业绩，隐瞒真实情况的，或拒不按照财政部门建议进行整改的，财政部门给予警告或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止一至三个月的代理采购业务，进行内部整顿。
考核小组工作人员在考核工作中徇私舞弊或滥用职权的，由其所在部门或监察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六条（办法解释）
本办法由市财政局、市监察局按各自职能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实施时间）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有效期五年。《上海市集中采购机构监督考核管理暂行办法》（沪财库〔2009〕63号）予以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