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如何适用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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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如何应对《侵权责任法》下的产品责任惩罚性赔偿规定

阚凤军


　　2009年12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侵权责任法》，该法对于侵权责任领域的规定非常具体，相关规定将对社会各个领域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本文针对《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关于产品质量责任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就产品质量责任惩罚性赔偿的构成、影响及制造业如何应对等问题进行初步分析与探讨。

一、 惩罚性赔偿条款的构成要件

　　《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结合上述规定，具体分析如下：

1、 赔偿主体

　　根据《产品质量法》及《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承担产品惩罚性赔偿的责任主体即可能是产品的生产者、也可能是产品的销售者。如产品的缺陷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则生产者是最终的赔偿义务主体；如产品的缺陷是销售者原因引起，则销售这是最终赔偿义务主体。需要注意，产品的承运人是不承担产品责任的，如果产品的生产者或销售者能够证明产品缺陷因承运人的原因导致，则可向该承运人追偿。因此，惩罚性赔偿主体是产品的生产者和/或销售者。

2、 产品存在缺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
　　通说认为：产品缺陷包括设计缺陷、制造缺陷和警示缺陷。
　　设计缺陷是指产品在设计过程中，产品的结构、配方等方面存在不合理的危险。
　　制造缺陷是指产品在制造过程中，因原材料、配件、工艺等存在错误而导致产品存在不合理的危险。

　　警示缺陷，也被称为指示缺陷、经营缺陷，就是产品在经销过程中，因没有适当的指示和警告而使产品存在不合理的危险。
　　市场流通的许多产品，因产品本身特性或对周围环境的高要求等构成对使用者人身及财产方面一定程度的危险，如果没有或者缺乏恰当的警告和指示，使用者对上述危险及正确使用、避免危险的方法一无所知或没有足够了解，产品因此就构成警告缺陷。生产者和销售者没有履行其提出警告的义务，或者履行得不够，就构成侵权。一般产品的最终使用者应得到警告，而且警告必须足够明显醒目，内容应恰当充分。

3、 生产者或销售者“明知”

　　主观上的“明知”是责任承担者承担惩罚性赔偿的重要构成要件，但何种情况下构成企业的“明知”，尚无法律明文规定或司法判例支持。个人认为在下列情况下，应构成企业的“明知”：

A曾经发生过相关产品的损害报告或案例；
B产品被相关检测部门出具缺陷检验报告；
C 产品已由国家相关部门发布召回公告；
D 企业内部认为产品存在缺陷；
E 导致产品存在缺陷的零部件的制造商已通知产品生产者的产品缺陷信息。

4、 无视产品缺陷，继续生产或销售

　　既然是惩罚性赔偿，必然要求侵权人在主观上恶意非常明显，为实现其暂时的商业利益，而置产品使用者的合法权益于不顾。问题的关键仍然是如何判断企业主观上的“明知”，在此不再赘述。

5、 造成他人死亡或严重健康伤害

　　如果产品缺陷导致他人死亡，构成产品的严重伤害没有任何异议，但严重健康伤害的判断标准则有待探讨。是否可以参照有关公民伤残鉴定标准为主要依据，并结合产品所造成精神上的损害进行综合判断，值得思考。

二、 惩罚性赔偿的积极影响

　　惩罚性赔偿影响比较大，这也是《侵权责任法》拟定惩罚性赔偿条款过程中引发热烈讨论的原因。比如有的学者认为该规定可能导致消费者大规模起诉、“王海”类型的消费者大量涌现、企业管理成本及诉讼成本大幅度上升等。我个人认为相关规定具有重大的意义：

1、 它将督促企业必然严格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进行规范化运作，加强企业内部生产流程及产品质量等方面控制手段；

2、 逐步改变中国企业形象，不再单纯盈利而不顾整体社会利益，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补选的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委员名单

（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选举）

副委员长
　　楚图南
委员
　　多杰才旦（藏族）
　　郁　文
　　陶大镛
　　彭清源
　　程思远

附：补选的副委员长、委员简历
副委员长
楚图南 男，1899年8月生，汉族，云南文山人，文化程度大学，中国民主同盟盟员，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对外友协副会长，民盟中央代主席。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北京高等师范毕业后，以教员身份做党的地下工作，曾任暨南大学、云南大学、上海法学院教授。抗战期间在昆明参加民主运动，为民盟领导人之一。1947年被迫离沪去香港，1948年进平山解放区。1949年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全体会议代表。建国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西南文教委员会主任，全国扫盲委员会主任委员，对外文化协会会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中日友协顾问。历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委员
多杰才旦 男，1925年10月生，藏族，青海湟中人，文化程度大学，中共党员。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中央统战部顾问。
1948年至1949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1949年后，任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藏民组组长，中国科学院西藏工作队社会科学组副组长，拉萨小学副校长；1956年后，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文教处副处长、办公厅主任、副秘书长、自治区人委农牧厅厅长；1973年后，任西藏自治区农牧局副局长、文教局局长、教育局局长、人大常委会秘书长、西藏社会科学院筹备组组长；1980年后，任中共拉萨市委第一书记、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3年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
郁文 男，1918年12月生，汉族，河北满城人，文化程度大学，中共党员。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中央对外宣传小组副组长，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1936年在北平参加学生运动，任“民先”队长，1937年在延安抗大、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39年任延安《新中华报》采访部主任，《解放日报》采访通讯科科长；1942年，任新华社晋绥总分社社长，《晋绥日报》采访通讯部主任；1947年，在山西崞县、代县参加土改，任工作队队长；1948年任《晋南日报》社社长；1949年任西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1950年，任《新疆日报》社社长，新疆省文教委员会副主任，新疆分局宣传部副部长；1953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办公厅副主任，人事局局长、干部局局长、副秘书长、政治部主任，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1973年，任中国科学院科研组副组长、副秘书长、秘书长、党委副书记、主席团成员。
陶大镛 男，1918年3月生，汉族，上海市人，文化程度大学，民盟成员。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系教授、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解放前毕业于中央大学经济系，南开经济研究所研究生，曾任中山大学经济系讲师，广西大学经济系副教授，交通大学管理系副教授，四川大学经济系教授，1946年至1948年先后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伦敦大学进修，1949年上半年任香港达德学院和南方学院教授，文汇报经济周刊主编。解放后曾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专员、中央出版总署编译局计划处处长，《新建设》月刊主编，辅仁大学经济系、北京大学政治系教授。
彭清源 男，1920年9月生，汉族，河南南召人，文化程度大学，1950年5月参加工作。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副主席、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解放前曾在武汉大学经济系毕业，国立政治大学研究生，获硕士学位，任助理研究员，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研究院经济学部研究生，纽约大学研究院经济学部研究生；1950年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曾任东北财经学院财政系副主任、副教授，辽宁大学经济系教授，沈阳市政协副主席、副市长。
程思远 男，1908年2月生，汉族，广西滨阳人，文化程度大学，无党派。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兼副秘书长。
1930年起，任李宗仁秘书；1934年赴意大利罗马大学攻读政治学，获博士学位；1938年，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办公室秘书；1939年后，历任国民党三青团广西支部团书记，广西绥署政治部主任，国防艺术社社长，三青团中央团部组织处副处长、督导室主任、社会服务处处长、中央常务干事，广西省政府驻渝、驻京代表，国民参政会第四届参政员，国民党第六副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立法委员，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