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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具体适用《民事诉讼法（试行）》的若干问题的解答
最高人民法院




一、关于连环购销合同纠纷案件的地域管辖问题
连环购销合同大多跨越几个地区，一个合同发生纠纷，往往会牵动其他合同。对于连环购销合同纠纷案件，一般仍由各有管辖权的法院分别处理，必要时可将前后合同中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列为本案的第三人通知其参加诉讼。如果这种连环的购销合同已由几个法院分别审理
，各法院相互之间应主动联系配合，并可就管辖问题进行协商。如果经过协商，认为将连环购销合同纠纷纳入一个诉讼更有利于处理的，也可由一个法院统一管辖。连环购销合同涉及犯罪的，应按规定及时移送公安、检察机关处理。
二、关于解决管辖权争议的问题
《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管辖权发生争议，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了的，报它们的共同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据此，同属一个地、市辖区的两个基层法院发生管辖争议的，如果双方协商解决不了，由该地、市的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同属一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两个法院发生管辖争议的，如果双方协商解决不了，由该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两个法院发生管辖争议的，如果双方协商解决不了，应当上报各自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由两个高级人民法院协商解决；
两个高级人民法院经过协商仍解决不了，应各自具陈意见，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案件的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向受理该案的法院提出。受理该案的法院在对该案进行实体审理之前，应先审议当事人对管辖提出的异议，就本法院对该案件是否具有管辖权问题依法作出书面裁定。裁定应当送达双方当事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的，有权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当事人在二审法院确定该案的管辖权后，即应按法院通知参加诉讼。
三、关于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乡（镇）、村举办的企业和街道举办的企业关闭后，由谁作为被告参加诉讼的问题
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乡（镇）、村举办的企业和街道举办的企业因为经营不善、管理体制变革而关闭的，有关它们的诉讼应由其主管部门或主办单位作为被告参加诉讼。
四、关于不具备法人条件的联营组织或合伙组织进行诉讼由谁作为当事人的问题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不具备法人条件的经济联合体，有的是企业之间或者企业与事业单位之间的联营，有的是两个以上的公民的合伙经营，但都是按照联营或合伙的协议组合的，在联营或合伙的协议中，规定了联营或合伙各方的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等事项。这类不具有
法人条件的联营组织或合伙组织与他人发生经济纠纷诉讼到法院时，起字号的，以其依法核准的字号作为诉讼主体，由该组织的负责人为诉讼代表人；未起字号的，应由组成该联营组织的各方或者合伙组织的合伙人作为共同诉讼人参加诉讼。联营方或合伙人众多的，可以推举代表进行诉讼
，该代表人的诉讼行为对全体联营方或合伙人发生效力。
五、关于非法出借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空白合同书的出借人与借用人的诉讼地位问题
企、事业单位的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者盖章的空白合同书，仅供本单位正常业务专用，不得互相借用。非法出借本单位的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者盖章的空白合同书供他人签订经济合同的，不论出借人出于何种目的，就该经济合同而言，出借人已成为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它
与借用人在有关该项经济合同的诉讼中，应作为共同诉讼人参加诉讼。如果出借人与借用人是被诉方，应列为共同被告；如果借用人起诉，而出借人未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九十一条的规定，通知出借人参加诉讼。
六、关于经济合同的保证人的诉讼地位问题
《民法通则》第八十九条第一项规定：“保证人向债权人保证债务人履行债务，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的，按照约定由保证人履行或者承担连带责任。”《经济合同法》第十五条也规定：“保证单位是保证当事人一方履行合同的关系人。被保证的当事人不履行合同的时候，由保证单位连带
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因此，在诉讼中，应将保证人和被保证人列为共同被告。保证人代替被保证人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被保证人追偿。如果被保证人已经终止或消失，则可将保证人作为被告。
七、关于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问题
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人民法院认为需要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时，应当用通知书通知其参加诉讼。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后，有权了解原告起诉、被告答辩的事实和理由，并向人民法院递交陈述意见书，陈述自己对该争议的意见。开庭审理时，
人民法院应当用传票传唤其出庭。在庭审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可以陈述意见，提供证据，参加法庭辩论。如果经过两次合法传唤，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人民法院可以缺席判决。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和调解协议中确定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应
当承担的义务，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必须执行，无正当理由拒不执行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八、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如何着重调解的问题
人民法院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也应当着重进行调解。但是调解不是必经程序。对于经济行政案件、确认合同无效的案件以及有违法犯罪活动的案件，不能调解。在处理案件时，是调解还是判决，应从实际情况出发，能调则调，该判则判。既不能片面追求调解结案率，久调不决，也不应
能调不调，一判了事。
调解应当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不能只调不查或先调后查。不论是调解结案还是判决结案，在确认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和是非责任方面，应当是一致的，不能无原则地“和稀泥”，或者因为是调解结案而回避违约的过错责任。
调解必须坚持自愿、合法，通过法制宣传和教育疏导，促使当事人自觉自愿地达成调解协议，而不得强迫调解或者变相强迫调解。调解结案同判决结案可以在处理结果上有所差异，但不得违反法律和政策。



1987年7月21日
财产刑是以剥夺被告人财产为内容的一类刑罚的总称，是我国刑罚体系中重要手段之一。审判实践中，法院判决财产刑的案件数量比重非常高，然而财产刑的执行实际状况却不容乐观，这极大地损害了司法的权威，也影响了国家刑罚权的实现。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财产刑执行问题的若干规定》，对财产刑执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补充和完善，但是该规定依然有其不足之处，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财产刑执行存在的各种问题，必须对其进行深层次、全方位的反思，找寻问题症结所在，才能有针对性的解决。

　　一、财产刑执行存在的问题

　　（一）财产刑量刑标准不明确，法官自由裁量权力过大。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罚金刑的确定标准由两个：一是限额罚金，即规定了罚金的数额幅度或规定了罚金的比例及倍数；二是无限额罚金，即罚金数额在1000元以上（未成年人是500元以上）均为合法。对于没收财产刑的数额，除了规定没收全部财产的，没收数额更是没有标准。由此可见，我国相关法律对于财产刑数额的规定过于宽泛，法律赋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力过大，很容易导致同一法院甚至同一法官对于类似案件在财产刑的判决上也会相差甚远，从而导致财产刑的判决很难具有公信力，被告人交纳财产刑的积极性自然也不会高。

　　（二）司法机关相互之间协调配合不够，缺乏制约监督机制。

　　1、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规定，侦查机关依法有权查封、扣押犯罪嫌疑人的财产，但是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侦查的方向是查清犯罪事实，而对于犯罪嫌疑人的财产状况，却很少主动询问、调查取证。

　　2、相关司法解释中虽然规定在被告人犯罪所得及个人财产一般须经人民法院就刑事案件作出生效判决之后由人民法院作出处理，但同时又指出如确认属被害人所有且急需返还的，可由扣押机关发还。在具体案件处理中，扣押机关往往在刑事案件作出生效判决之前就擅自处理扣押财产。

　 3、依据司法解释，在被告人被判处财产刑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扣押、冻结机关将拟返还被告人的财物移送人民法院执行刑罚。但是实际操作中，扣押、冻结物被移送至法院的很少。

　　4、公检法三机关缺乏监督制约机制。检察机关基本上很少主动监督财产刑的执行；法院即是财产刑的裁判机关，又是执行机关；侦查机关很少主动对犯罪嫌疑人的财产调查取证，致使财产转移等情况出现，最终无法执行。

　　（三）报应刑观念影响深远，财产刑观念认识不足。

　 中国的传统观念深受报应刑的影响，“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打了不罚、罚了不打”至今仍然存留在很多人的观念中，这也导致对生命刑和自由刑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对财产刑的重视程度。财产刑在我国刑罚体系中，仅仅为附加刑，这也导致很多人认为财产刑和刑法所规定的主刑有着本质区别，刑罚得以实现的关键在于生命刑和自由刑的实现与否，基于此种心态，被告人及其家属亦没有履行财产刑的主动性。同时，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往往把单处财产刑与古代的“以钱赎刑”相提并论，把财产刑和生命刑、自由刑对立起来，现实中单处财产刑时常会成为人们批判司法裁判不公的一个理由。

　 二、完善构建财产刑体系的相关建议

　 （一）强化提高财产刑在人们观念中的地位。

　　随着法律知识的普及，人们也认识到财产刑是刑罚的一种，但是由于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在一般民众心中，依然将财产刑与生命刑、自由刑对立起来，受此影响，财产刑并未完全落实到位。因此，我们应该普及财产刑的相关知识，扭转财产刑在人们心中的固有看法。应该让大众知道，财产刑可以通过让犯罪人失去一定或者全部的个人金钱，从而剥夺其物质享受的自由。当财产刑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得以转变之后，犯罪人及其家人才会减少对财产刑产生抵触情绪，财产刑的执行也会减少很多阻力。

　　（二）加强司法机关之间的配合

　　1、积极调查，主动取证。判断犯罪分子履行财产刑的能力必须以对犯罪分子财产状况的调查为参考，因此我们要从源头做起，改变以往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对于犯罪嫌疑人的财产状况，缺少主动询问、调查取证等措施，而是在查清犯罪嫌疑人犯罪事实的前提下，将其个人财产情况一并予以查清，并将查清的财产信息一并随案卷移送法院，从而便于法官在审理案件时，进一步了解被告人的个人财产状况，为最终判处适当的财产刑及其量刑幅度奠定基础。

　　2、建立财产先行扣押、查封制度。对于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有确凿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及其家人有转移、隐匿财产的或者确有必要的，可以先行扣押、查封犯罪嫌疑人的财产，在法院没有判处财产刑时及时予以解除强制措施。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犯罪嫌疑人及其家人将可供执行的财产进行转移、隐匿甚至销毁，从而保证法院判处的财产刑能够顺利得以执行，避免财产刑无法执行而被迫搁置现象的出现。

　　（三）建立财产刑与其他刑罚的互动联系机制。

　　借鉴其他国家的一些做法，首先对于判决前被告人主动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视为从轻处罚的情节，给被告人从轻处罚希望的同时，也能减少被告人及其家人对财产刑的抵触情绪，保证财产刑能够得以顺利执行；同时允许被告人的家人缴纳财产刑保证金，其家人缴纳保证金的行为应当视为被告人主动缴纳，在量刑时应给予从轻处罚。其次对于判处自由刑并处财产刑的被告人，可将财产刑的履行情况作为其减刑、假释的因素之一，这样能有效调动被告人及其家人履行财产刑的积极性，从而使财产刑的刑罚得以实现。

　　（四）加强执行队伍建设及物质保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财产刑执行问题的若干规定》将财产刑的执行统一由法院执行局负责处理，这一定程度上使法院执行队伍面临的执行工作任务更加繁重，执行干警的工作量也越来越大，因此建议补充素质高，业务精的人员到执行局工作，同时加强执行人员的培训教育，提高业务水平，为执行庭室和干警配备必要的交通工具、通信设备、音像设备和警械用具等，以保障执行干警及时有效地履行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