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残疾人就业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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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残疾人就业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
江西省残疾人就业办法(省政府令第182号)
《江西省残疾人就业办法》已经2010年3月30日第33次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0年6月1日起施行。
省长 吴新雄
二○一○年四月十六日
江西省残疾人就业办法
第一条 为了促进残疾人就业，保障残疾人的劳动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国务院《残疾人就业条例》和《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履行扶持残疾人就业的责任和义务。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残疾人就业纳入本行政区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制定优惠政策和具体扶持保护措施，为残疾人就业创造条件。
第四条 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帮助、支持残疾人就业，鼓励残疾人通过应聘等多种形式就业。禁止在就业中歧视残疾人。
残疾人应当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就业能力；遵守用人单位的劳动纪律，恪守职业道德。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残疾人工作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指导、督促有关部门做好残疾人就业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民政、财政、税务、工商、司法等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残疾人就业工作。
第六条 各级残疾人联合会依照法律、法规或者接受政府委托，负责残疾人就业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与监督。各级残疾人联合会所属的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是协助政府和有关部门为残疾人就业提供综合服务的专门机构，负责为残疾人提供职业指导、职业介绍、职业培训等服务。
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应当在各自的工作范围内，做好促进残疾人就业工作。
第七条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本单位在职职工总数1.5%的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工种和岗位。鼓励用人单位超过规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超过规定比例的，给予适当奖励。
用人单位跨地区招用残疾人的，应当计入所安排的残疾人职工人数之内；安排1名盲人或者1名重度肢体残疾人就业的，按2名计算。已经退休、退职或者不在岗的残疾人，不计入所安排的残疾人职工人数。
第八条 鼓励和扶持兴办残疾人福利企业、盲人按摩机构、工（农）疗机构、辅助性工场和其他福利性单位等集中安排残疾人的用人单位。
有按摩业务的服务行业和设有按摩科室的医疗机构，应当优先录用具有相应按摩执业资格的盲人。
第九条 用人单位应当积极安排残疾人就业，新录用人员时，除特殊岗位外，不得设置歧视残疾人的限制性条件。对符合公务员录用或者事业单位招聘体检标准，且身体条件能够正常履行职责的残疾人，享受其他人的同等待遇。
第十条 用人单位应当按规定为残疾职工办理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各项社会保险，提供适合其身体状况的劳动条件和劳动保护，并根据实际需要对劳动场所、劳动设备和生活设施进行必要的改造。
用人单位不得在晋职、晋级、评定职称、报酬、生活福利、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等方面歧视残疾人职工。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扶持和开发适合残疾人就业的公益性岗位，将难以就业的残疾人列入就业困难人员范围，优先提供就业援助。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投资或者扶持开发的农家书屋、城市环境卫生、园林绿化、公共停车场、书报亭、社区服务点等公益性岗位，应当优先安排残疾人就业。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确定适合残疾人生产、经营的产品、项目，优先安排集中安排残疾人的用人单位生产或者经营，并根据集中安排残疾人的用人单位的生产特点确定某些产品由其专产。
对残疾人创办的企业和集中安排残疾人的用人单位生产的产品实行保护政策，在同等条件下，政府优先采购和使用。
第十三条 鼓励和扶持残疾人自主择业、自主创业。残疾人从事个体经营的，工商、税务、卫生等有关部门应当优先核发相关证照，并免除行政事业性收费；城市管理部门应当在场地、摊位等方面提供优惠照顾；供水、供电企业应当在水、电收费标准上给予优惠；对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申请小额担保贷款的，政府担保机构和金融机构应当优先为其提供担保和贷款。
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多方面筹集资金，组织和扶持农村残疾人从事种植业、养殖业、手工业和其他形式的生产劳动。
有关部门、金融机构和农村基层组织对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农村残疾人，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在生产服务、技术指导、农用物资供应、农副产品收购和信贷等方面给予帮助。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将农村贫困残疾人作为扶贫开发重点对象，并加强残疾人扶贫基地建设，对具有一定规模、被列为残疾人扶贫示范基地的，按照同级农业龙头企业的优惠政策给予扶持。
第十六条 安排残疾人就业达到、超过规定比例或者集中安排残疾人的用人单位和从事个体经营的残疾人，依法享受税收优惠。
对用人单位招用符合条件的残疾就业困难人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财政部门以及残疾人联合会应当按规定给予社会保险补贴。
第十七条 用人单位未安排残疾人就业或者安排残疾人就业未达到规定比例的，应当按照其实际差额人数和上年度本地区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的百分之百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第十八条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按照下列规定征收：
（一）财政拨款的机关、团体和事业单位由残疾人联合会负责征收；未按规定缴纳或者缴纳不足的，由残疾人联合会进行催缴；经催缴仍不缴纳或者缴纳不足的，由残疾人联合会向同级财政部门提供有关情况和数据，由财政部门暂停其申请用款计划的审批或者予以代扣。
（二）企业、经济组织由残疾人联合会委托同级地税部门征收。
（三）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及其他组织由残疾人联合会负责征收。
（四）省残疾人联合会负责中央驻赣和省属用人单位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征收；设区的市残疾人联合会负责市属用人单位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征收；县(市、区)残疾人联合会负责除上述规定以外的其他用人单位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征收。上级残疾人联合会可以委托下级残疾人联合会征收。
第十九条 机关、团体、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经费困难，企业亏损严重，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确有困难的，凭财政部门或者税务部门核定的上年度财务结算或者决算报表，向财政部门或者残疾人联合会提出申请，经财政部门和残疾人联合会批准后，予以缓缴、减缴或者免缴。未经批准的，必须按期足额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经批准缓缴的用人单位经济状况好转后，应当及时补缴所欠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第二十条 依法征收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纳入财政预算，专项用于下列开支：
（一）残疾人职业培训；
（二）有偿扶持残疾人集体从业、个体经营；
（三）经同级财政部门批准，用于残疾人就业的其他开支。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应当按照规定的用途使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贪污、挪用、截留或者私分。
第二十一条 财政部门、残疾人联合会应当建立健全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管理制度，加强收支管理。对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征收和使用情况，应当每年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一次，并定期向社会公布。
财政部门和审计机关应当依法加强对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二条 残疾人联合会所属的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应当免费为残疾人就业提供下列服务：
（一）发布残疾人就业信息；
（二）组织开展残疾人职业培训；
（三）为残疾人提供职业心理咨询、职业适应评估、职业康复训练、求职定向指导、职业介绍等服务；
（四）开展盲人按摩管理指导和服务工作；
（五）引导、支持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辅助性就业；
（六）为残疾人自主择业提供必要的帮助；
（七）为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提供必要的支持。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当设立残疾人服务窗口和服务项目，免费为残疾人提供就业服务和就业援助。鼓励其他就业服务机构为残疾人就业提供免费服务。
第二十三条 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的委托，负责残疾人失业登记、残疾人就业和失业统计，并定期将相关情况向同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所属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通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统计、工商等相关部门应当根据各自职责，为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进行残疾人劳动力调查统计和失业登记提供帮助。用人单位应当如实提供调查统计和登记所需情况和信息。
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网络应当将残疾人就业信息纳入其中，实现资源共享。
第二十四条 残疾人联合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当组织残疾人定期开展职业技能竞赛，建立健全残疾人优秀技能人才表彰奖励制度。
鼓励职业技能考核鉴定机构为残疾人参加职业技能鉴定提供便利，并给予优惠。
残疾人参加职业技能鉴定并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按照有关规定给予一次性职业技能鉴定补贴。
第二十五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当加强对残疾人就业情况的劳动监察，依法保障残疾人的合法权益。
残疾人职工与用人单位发生争议的，当地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依法为其提供法律援助，各级残疾人联合会应当给予支持和帮助。
第二十六条 残疾人联合会及其所属的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政府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在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减免中违反规定批准的；
（二）贪污、挪用、截留、私分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
（三）利用职务便利索取或者收受财物的；
（四）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用人单位未按照规定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由财政部门予以警告，并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不缴纳的，除补缴欠缴数额外，还应当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5‰的滞纳金。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用人单位弄虚作假，虚报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骗取集中安排残疾人的用人单位享受的税收优惠待遇的，由税务机关依法处理。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2010年6月1日起施行。1997年11月12日省人民政府公布的《江西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省人民政府令第58号）同时废止。
大连市交通安全责任制暂行规定
辽宁省大连市人民政府
大连市交通安全责任制暂行规定
大连市人民政府
第一条 为加强交通管理，保障道路畅通安全，适应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国务院关于加强交通运输安全工作的决定》和《辽宁省道路交通管理实施办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凡在大连市行政区域内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部队和其他组织（以下简称单位）均应按本规定建立交通安全责任制。
第三条 交通安全责任制是指在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下，由各级公安交通管理机关组织实施的对单位实行交通违章和事故指标控制，强化单位内部交通安全教育管理的制度。
交通安全责任制要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实行逐级承包和目标管理、奖优罚劣的原则。
第四条 大连市公安局是本市实行交通安全责任制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市公安交通管理机关负责全市交通安全责任制方案的制定并组织实施；县（市）、区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在上级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和当地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负责交通责任制的各项指标下达，定期考核，年终验收、
评比、奖惩等工作。
第五条 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全面负责本单位交通安全责任制组织实施，可根据需要设立或指定部门负责交通安全工作。
单位的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实行目标管理，分级负责制。
第六条 市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应于每年初将经市人民政府批准的交通安全责任制的各项指标分解下达到各县（市）、区；县（市）、区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根据市下达的指标，制定本行政区域内年度控制指标，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分解下达到各单位；各单位应根据下达的控制指标制
定本单位控制指标的实施计划和方案。
控制指标下达时，必须逐级签定交通安全责任状。
第七条 单位交通安全责任制实施方案，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㈠贯彻国家、省、市的道路交通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开展经常性的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开展群众性安全竞赛活动的具体办法；
㈡机动车辆使用、维修、保养等制度以及奖惩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情况；
㈢对本单位驾驶员和雇用、外借、聘用驾驶员的管理规定；
㈣保证车辆达到国家检验标准、机动车“三检”（出车前、行车中、入库后检查）和按时参加公安交通管理机关组织的机动车辆检验；
㈤保证交通安全指标的落实，控制交通违章和交通事故措施；
㈥对本单位遵守或违反交通管理规章制度的人员予以奖惩的办法；
㈦接受公安交通管理机关的检查和监督，并对检查中提出的不安全隐患及时整改的规定。
第八条 机动车修配单位制定本单位交通安全责任制实施方案，除第七条规定外还须制定承修肇事机动车辆前向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报告制度和承修机动车辆修复后的安全技术状况符合国家标准的保证制度。
第九条 每年第四季度由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按照年初下达的交通安全责任制的各项指标，逐级组织进行考核、评比、验收。
验收结果分三个等级：一级为交通管理红旗县（市）、区或单位；二级为交通管理达标县（市）、区或单位；三级为交通管理不合格县（市）、区或单位。
第十条 对县（市）、区按下列规定给予奖惩：
㈠年内交通违章、事故指标在全市降低幅度最大的，为交通管理的红旗县（市）、区，发给奖旗，并予以物质奖励；
㈡年内交通违章、事故不超标的，为交通管理达标县（市）、区，给予通报表扬并予以物质奖励；
㈢年内交通违章、事故指标超过标准的，为交通管理不合格县（市）、区，给予通报批评并处以罚款。
物质奖励和罚款标准，由市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提出方案，经市公安、财政部门审核，市政府同意后执行。
第十一条 对单位按下列规定予以奖惩：
㈠交通违章、事故在指标内连续三年下降或交通违章、事故不超指标，并按本规定完善各项制度成绩显著的，评为交通管理红旗单位，并予以物质奖励；
㈡年内交通违章、事故不超指标或各项制度基本健全且无负责任的交通死亡事故，评为交通管理达标单位，发给奖励，并予以物质奖励；
㈢年内交通违章、事故超过指标或未按规定建立各项制度，为交通管理不合格单位，予以警告，并处以罚款。
对单位的物质奖励和罚款标准，由县（市）、区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提出方案，报经同级人民政府同意后执行。
第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交通管理机关给予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并处停驶车辆3－15天：
㈠非驾驶员驾车、酒后驾车、驾驶机件失灵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
㈡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或伪造现场的；
㈢连续发生两次重大道路交通事故负主要或全部责任的；
㈣机动车检修单位未按规定实行承修肇事车辆报告制度的。
第十三条 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应帮助各单位搞好交通安全责任制，做好服务工作；交通民警必须秉公、廉洁执法，不得徇私舞弊，枉法裁决。
第十四条 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下达处罚通知书，实施罚款处罚，必须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罚款票据，罚款全部上交财政。
第十五条 被处罚单位对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处罚不服的，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或国务院《行政复议条例》规定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又不起诉，又不接受处罚的，实施处罚的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执行。
第十六条 拒绝、阻碍公安人员执行公务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七条 对私有机动车所有人和驾驶员的宣传、教育和交通违章、交通事故指标控制，有工作单位的由其所在单位承担；无工作单位的由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承担。
第十八条 本规定由大连市公安局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1996年1月1日起施行。
1996年1月1日
小偷被追走投无路跳河后被淹死
——被害人见死不救如何定性
一、案情介绍：
被告人王某因自己的一辆摩托车被偷而心生烦恼，他估计小偷应该是附近村庄的人，于是经常在村头路旁对来往车辆进行辨认和寻觅。某日当17岁的张某骑摩托车路过，王某一眼认出该车正是自己被偷的那辆，便上前大喝一声：“小贼，往哪里逃？还我摩托车。”张某见状扔下摩托车就逃，王某不去理会摩托车，对张某紧追不放。追了一段路后，两人来到一条大河旁，张某见有大河横挡，便哭了起来。王某更是抓贼心切，紧紧逼上。张某见王某渐渐赶上，便纵身跳下河去。王某来到河边，见张某在水中上下翻滚，又渐渐要沉入水中，便离开河边，骑上自己的摩托车回家。事后张某被人发现已溺死在水中，家人告知，张某不识水性。
二、本案的分歧意见与问题的焦点所在
此案在互联网上披露公开以后，引起了人们的广泛议论，各种意见纷至沓来。
第一种意见认为本案应对王某以故意杀人罪论处。其理由是被害人王某明知自己将17岁的张某追至到河边时，张某作为17岁的未成年人，在这种情况下，张某也不可能打过自己从而摆脱紧追，同时王某作为成年人应该明知在这种情况下，17岁的张某可能会因走投无路而跳河，而且见张某在水中上下翻滚，又渐渐要沉入水中，才离开河边，对这种危害结果王某可能存在明知，同时王某在这时的心理态度是对危害结果采取放任。不说其主观上已具有了放任张某被淹死的目的，而且其客观的行为特征也已符合了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面对他人处于危险境地、负有救助义务而不作为，致使他人死亡，其行为已经触犯刑法，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因此理当以故意杀人罪论处。
第二种意见认为本案应对王某以过失致人死亡罪论处。其理由是被害人王某明知自己将17岁的张某追至到河边时，张某作为17岁的未成年人，在这种情况下，张某也不可能打过自己从而摆脱紧追，同时王某作为成年人应该预见到在这种情况下，17岁的张某可能会因走投无路而跳河，但王某相信17岁的张某可能会游到对岸去，但因王某的轻信以致王某被淹死这种危害结果发生，因此理当以过失致人死亡罪论处。
第三种意见认为王某不构成犯罪。其理由是王某作为被害人追喊小偷张某是合法行为，在追到河边处是张某自己跳入河里的，不是自己推他的。同时在张某跳入河流后见他渐渐要沉入水中，以为他水性好，在河底向对岸游去，即使后来得知他不会游泳，王某也没有负有救助的义务，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法无规定即无罪。因此王某不构成犯罪。
本案的焦点主要在于以下两点：一是王某在面对王某处于危险境地，是否负有救助义务，即是否存在不作为。二是王某的行为和张某被淹死是否构成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三、对本案焦点的法理评析：
（一）是否存在不作为
1、不作为犯罪的构成条件。所谓不作为犯罪，是指故意或过失地不履行特定义务从而造成危害社会结果的行为。构成不作为犯罪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1)不作为犯罪以行为人负有特定义务为前提。这种特定义务是法律或社会要求行为人必须履行的。如果行为人不履行这些特定义务，造成严重危害社会的结果，触犯刑律时，应负刑事责任。(2)行为人能够履行特定义务而不履行的。法律要求行为人履行特定义务，是以行为人能够履行，即具有履行义务的能力为前提的。因此，只有在行为人能够履行而不履行义务的前提下，才是不作为。所谓能够履行义务，是指行为人自身有能力和客观上有条件履行义务，也就是有履行义务的可能性。如果行为人没有足够的能力或者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而不能履行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仍未能避免危害结果发生的，都不是不作为。如仓库保管员被歹徒捆绑起来，眼看着国家财产被盗而无法履行防盗义务，就不是不作为犯罪。只有当行为人具备履行义务能力时，行为人的不作为才可能构成犯罪，这是主客观一致原则的具体体现。(3)由于行为人不履行特定义务，从而产生了危害社会的结果。这是行为人构成不作为犯罪的决定性条件。行为人虽未履行特定义务，但未产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则不构成不作为犯罪。构成不作为犯罪必须同时具备以上三个条件，否则不能成立。
2、不作为犯罪中特定义务的表现形式。如前所述，不作为犯罪的前提条件是行为人负有特定义务，这种特定义务来源有以下几种: 法律明文规定；行为人的职务或业务上的要求；行为人某些特定的法律行为所产生的义务；行为人在一定情况下的先前行为。针对先前行为引起的义务，是基于自己的先行行为所产生的特定义务，当行为人已经实施的行为给法律所保护的利益造成危险时,行为人具有排除这种危险的特定作为义务。例如司机甲开车把乙撞伤，这里甲撞伤乙是先前的行为，由于这一行为而使甲产生了特定的义务即将乙送往医院抢救;行为人因用火不慎具有引起火灾的危险,负有消除这种危险的义务等等。这些特定的作为义务,是构成不作为的必要条件,同时也使不作为犯罪的因果关系具有了特殊性。
3、不作为犯罪因果关系中的原因具有特殊性。我们知道,在作为犯罪的因果关系中,引起危害结果发生的原因都是直接出自原因———即作为行为———的本身,例如,在甲开枪打死乙、丙挥刀砍死丁这类典型的作为犯罪中,造成乙、丁死亡的原因,均直接出自甲的开枪行为和丙的挥刀行为。换言之,是甲的开枪行为和丙的挥刀行为直接造成了乙和丁的死亡。但在不作为犯罪的因果关系中,造成危害结果的原因力却不是直接出自原因中,即不是直接出自不作为中,而是出自另一个原因中。例如,某城市保育员王某带领十几名幼儿外出游玩,途中幼儿李某失足坠入路旁粪池。王某发现后,一边呼救,一边用竹杆测试粪水的深浅。尽管测得粪水只有约80分公深,但王某仍不肯下池救人,待农民张某闻声赶来下池救李某时,李某已被淹死。在诸如此类的案件中,造成严重后果的原因,显然都不是直接出自行为人的不作为。例如,致幼儿李某死亡的原因不是直接出自保育员王某的不救人,这正是不作为犯罪因果关系的一个显著的特点。不过,不作为犯罪中,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原因不是直接出自不作为本身这一点并不是绝对的。在有的不作为中,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原因也可以直接出自不作为本身。例如在母亲不哺乳婴儿致婴儿饿死、铁路扳道工不扳道致列车相撞之类的案件中,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原因就直接出自不作为本身。不作为犯罪的条件关系公式是：如果行为人履行义务，结果就不会发生，故不履行义务是原因，它和作为犯罪的条件在形式上有差异，但因果联系的内容是相同的。
结合上述法理分析及本案案情，笔者认为王某的行为构成不作为。在他面对张某处于危险境地、负有救助义务而不作为，致使张某死亡，张某因躲避王某追喊而跳河，在见张某在水中上下翻滚，又渐渐要沉入水中时，王某负有求助义务，因为这种义务是王某的先前追喊的行为导致的，故符合不作为的构成要件。
（二）是否存在刑法上因果关系
1、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的涵义。所谓刑法中的因果关系,是指实行行为和构成要件结果之间所具有的一定的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关系。 在德日犯罪论体系中,因果关系问题一般是置于构成要件符合性中进行研究的,对于结果犯、结果加重犯、具体的危险犯,必须存在实行行为和危害结果或具体危险之间的因果关系,方能认为行为人的行为符合构成要件,进而可以进行违法性、有责性的判断。而我国刑法理论则一般是在犯罪客观方面研究因果关系的问题,并且,通说还认为,因果关系乃一切结果犯所必备的构成要件。 然而,最为复杂的是,究竟何种情况下就可以认定行为人的实行行为与作为构成要件的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刑法上可以归责的因果关系?概括而言,迄今为止,在因果关系问题上最有力的主要是三种学说:“条件说”、“原因说”、“相当因果关系说”。
2、以条件说为基础的理论。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 “条件说”理论在司法实践当中运用较多。采取条件说，即实行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着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的条件关系时，前者就是后者的原因；与此同时，应采用禁止溯及理论，即当一个行为或者事实独立地导致了结果发生时，就应当将结果归责于该（或归属于该事实），而不能追溯至先前条件；此外，不排除就特别案件提出特别要求。条件说理论表现以下几种类型：假定的因果关系；二重的因果关系；重叠的因果关系；因果关系的断绝等。因果关系的断绝，又称“介入其他因素的因果关系”。“其他因素”包括自然因素、第三人因素、被害人因素等，若介入因素独立于罪行为，是犯罪行为人所没有预料到的，则不构成因果关系，反之，则因果关系成立。总之应通过考察行为人的行为导致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大小、介入情况对结果发生作用的大小、介入情况的异常性大小等，判断前行为和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例如行为人追杀被害人，被害人为逃避追杀而落下悬崖致死。
至于其中的被害人因素，实践中被害人为什么会对刑法中的因果关
系产生影响?对此,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两点进行探讨。首先,强调指出的是，刑法的因果关系,本质上是国家以自然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为基础,对行为人的实行行为与其造成的危害结果之间的联系进行一种规范评价的过程。而由于犯罪的发生,很多情况下,就是犯罪人对被害人的人身、财产等重大权利进行侵害的过程,因此,被害人必然在国家的刑事追诉过程中居于重要地位。国家必须通过对刑法中因果关系的判断,实现对被害人权利的有效保护。而要对被害人权利进行保护,必然也就应当对被害人的一些
具体状况进行评价,从而,也就决定某些情况下,被害人所实施的一些行为或被害人自身的特殊状况,会对刑法中的因果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其次,正如许多刑法学家指出的,刑法本质上是国家平衡各种利益的重要工具之一,因而刑法在调整社会利益时,应当对国家、社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进行衡量比较。 而在刑法调整的利益中,存在最大的对立而又最需要调和的就是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利益。一方面,被害人因为深受犯罪之苦,往往对犯罪人恨之入骨,甚至产生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情绪;而另一方面,犯罪人虽然曾经是他人利益的侵犯者,但一旦进入刑事司法程序,却又无可质疑地成为弱者,必然渴求国家法律的庇护,以使其利益免受法律之外的过分剥夺。然而,对于国家来说,无论是被害人还是犯罪人,都是国家的公民,国家都有义务对其利益依法加以保护,因而,国家在定罪量刑时,也就应当尽可能地实现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利益的平衡。为实现此目的,国家固然首先应当对犯罪人利益根据其犯下的罪行进行剥夺,以实现亚里士多德所谓的“矫正的正义”;但同时,国家又还应当防止犯罪人的利益被过分地剥夺,被害人的利益保护被过分倾斜。因此,国家在进行因果关系的考量时必须对被害人的因素进行全面审视。
结合上述法理分析及本案案情，笔者认为，王某的行为和张某的死亡构成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根据条件说基础理论，此种情形属于介入其他因素的因果关系。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王某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处罚，因王某对张某死亡主观上没有故意的目的，客观上也没有实施杀人行为，故不构成故意伤人罪。但对王某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处罚时，要考虑本案的特殊案情，对其量刑时可以从轻、减轻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