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地震监测设施环境保护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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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地震监测设施环境保护办法
河南省地震监测设施环境保护办法
省政府
第一条 为了保护地震监测设施的安全，防止对地震监测环境和场地的干扰破坏，保证监测工作正常进行，提高地震监测预报水平，根据国务院批准发布的《关于保护地震台站观测环境的暂行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省境内地震监测台网的下列设施：
一、地震台站设施，包括地震观测仪器室、工作室、实验室、外线路场地、观测用钻孔、观测用水泉(井)、观测用山洞、通讯天线及其附属设备；
二、无线传输设施，包括机房、天线、馈线、塔桅(杆)、地网、天线场地、太阳能电源设施、电器设施及其附属设备；
三、流动监测设施，包括流动观测点、标志碑(牌)、保护设施及其场地等。
第三条 省地震局主管全省地震监测设施环境的管理和保护工作，市、地、县地震局主管本辖区内地震监测设施环境的管理和保护工作，地震台站负责做好本台站地震监测设施环境的管理和保护工作。
各级公安部门应配合地震部门做好联防护台和治安管理工作，对于破坏、偷盗地震监测设施的案件，应及时组织力量侦破。
第四条 地震监测设施是国家财产，受法律保护，各级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地震监测设施的义务。对破坏地震监测设施、危害地震监测设施安全的行为有权制止，并及时报告当地公安部门或地震部门。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重视地震监测设施环境的保护工作，在制定发展国民经济建设计划时，必须对地震监测设施环境的保护做出统筹安排。
第六条 地震部门新建、迁移地震台站，应征得当地建设规划部门同意，并按照国家有关地震台站观测规范的要求，认真做好选址工作，避开各种干扰源。
第七条 地震台站和其它地震监测设施附近，不得擅自进行对地震监测有影响的工程建设。
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地震台站和其它地震监测设施附近新建改建和扩建工程时，必须向审批建设工程的部门提交地震监测环境的影响报告，作为审批工程的依据之一。地震监测环境影响报告由地震部门根据地震观测规范实地进行测试，经过科学论证后做出。
必须建设而又避不开地震监测设施的国家重点工程，应由建设单位承担地震台站搬迁的全部费用和负责提前建成新台，并在新台正常开展监测工作一年后，取得新旧两台的资料对比，能够保证观测数据延续使用，旧台方能撤销。
第八条 禁止下列危及地震台站设施安全和损害其工作效能的行为：
一、进入台站院内，进行影响地震监测工作的活动，拆除或损坏台站围墙、仪器室、工作室、实验室、生活设施和标志物。
二、在地震台站附近进行爆破、设置振动设备、倾倒垃圾堆放笨重物品或金属物品；
三、树木与地震架空线路的间距小于二米；
四、在地电外线路走廊区埋设金属管道，切断、损坏外线路和地下设施；
五、在观测山洞区点火烧荒或未经地震台站同意砍伐植被；
六、破坏、污染观测钻孔、观测水泉(井)。
第九条 禁止下列危及无线传输设施安全和损害其工作效能的行为：
一、拆毁、损坏地震监测电器和太阳能电源设备等设施及在其十米范围内挖掘土石；
二、移动、损坏架空线路设施；
三、设置同频无线发射设施；
四、在超高频天线前方二百五十米内种植成片林木、堆放金属物品；
五、在无线传输设施二百五十米内点火烧荒。
第十条 禁止移动、破坏测量标石、标志碑(牌)及在其周围施工、堆放笨重物品等危及流动监测设施安全和损害其工作效能的行为。
第十一条 各级地震部门，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技术规范，在地震监测设施周围划定安全保护区，并设置明显标志。
第十二条 在地震监测设施附近进行短期爆破(或其它振动)，应事先征得当地地震部门同意，由地震部门对爆破作业的距离、当量、时间、方式及结果等做出必要限制后，方可进行。
在地震监测设施附近临时放置其它物品的，应事先征得当地地震部门同意。
第十三条 在规定范围以外点火烧荒，仍危及地震监测设施安全的，应事先征得地震部门同意，并采取有效措施后方可进行。
第十四条 具有下列事迹之一的单位或个人，由当地人民政府或地震部门给予表彰或奖励：
一、积极宣传并模范执行本办法，取得显著成绩的；
二、在联防护台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
三勇于同破坏地震监测设施的行为做斗争，事迹突出的。
第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情节轻微的，由当地地震部门给予批评教育，责令限期改正；造成地震监测设施损坏的，责令赔偿经济损失，并可视情节轻重处以相当于经济损失15%以下的罚款。罚款一律上缴当地财政。
第十六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又不执行处罚决定的，地震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十七条 盗窃、破坏地震监测设施的，由公安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给予处罚；触犯刑律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河南省地震局负责解释。
1988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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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经济法是社会本位之法
——文献综述与评说
许光耀；王 巍
摘 要：经济法是社会本位之法，以维护社会利益为基准，属于社会法。首先，可以从西方法律思想的视角认知法的社会本位理念；其次，可以从法律理性的视角审视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特征；再次，可以从毗邻学科的视角探索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内涵。社会本位是经济法的根本性质，也是经济法区别于传统的民商法和行政法的根本标志。经济法只有坚持社会本位的价值理念，才能完成时代赋予它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经济法；社会本位
“本位”是一种工具性的分析方法，或者称之为研究范式。就其核心内涵而言，无非是指“中心”，当然还包括基本观念、基本目的、基本作用和基本任务等派生性内涵。人们常说权利本位或义务本位，意即以权利或义务为中心，以权利或义务为基本观念、基本目的、基本作用和基本任务，构筑法规范体系。以主体价值的选择为标准，法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本位——国家本位、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国家利用法实现其政治统治，建立和维护有利于统治阶级利益的秩序，这种以“国家中心”为价值取向的法就是“国家本位”的；主张个人至上，个人利益神圣不可侵犯，认为法是为了维护和促进个体自由的秩序，这种以“个人中心”为价值取向的法就是“个人本位”的；追求社会公共和总体利益的最大化，注重社会整体发展的均衡，保障社会整体效率的提升，这种以“社会中心”为价值取向的法就是“社会本位”的。社会本位假定人作为社会成员彼此之间是联系（连带）的，因而强调，法应当以维护社会利益为基点。经济法是社会化的产物，是适应经济和市场社会化的迫切要求，为解决社会化引起的矛盾和冲突应运而生的。它是社会价值的体现，重在维护社会经济总体结构和运行的秩序、效率、公平、正义，侧重于从社会整体角度来协调和处理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并超越统治阶级的“国家利益”，而关注真正的社会利益，其固有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社会本位。
一、从西方法律思想的视角认知法的社会本位理念
1755年，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摩莱里（Morelly）在《自然法典》的第四篇“合乎自然意图的法制蓝本”中列出了“分配法或经济法”的十二条内容。1843年，另一位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泰奥多尔·德萨米又在《公有法典》的第三章，以“分配法和经济法”为标题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思想。尽管空想社会主义是在“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下，产生的一种不成熟的理论”，但是，“在空想社会主义的法律思想里，甚至包涵了极为丰富的经济法律观点”。我们认为，摩莱里和德萨米的“经济法”理想里已经闪现出“社会本位”的火花。例如，摩莱里的“分配法或经济法”第十条：“每个城市、每个省份的剩余物品运往缺乏这类物品的地区，或者储存起来以备将来需要。”德萨米在“分配法和经济法”中指出：“每个公社至少每年一次将其全部收获、工艺产品等的报表送交中央产业管理局。”前者显示了物资调剂和物资储备的思想，后者则透露出产业管理和宏观调控的思想。总之，《自然法典》和《公有法典》都隐约地表现出对社会经济进行平衡协调和对社会利益给予统筹兼顾的“社会本位”理念。摩莱里和德萨米对经济法实是冥会暗通，在很大程度上把握了经济法的本质。
1865年，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家蒲鲁东（P.J.Proudhon）在其著作《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中提出，法律应当通过普遍和解来解决社会生活矛盾，为此需要改组社会，由“经济法”来构成新社会组织的基础。因为公法会造成政府过多地限制经济自由，私法则无法影响经济活动的整个结构，必须将社会组织建立在“作为政治法和民法之补充和必然结果的经济法”之上。在此蒲鲁东精辟地论证了“经济法”是社会本位的法，即“经济法”是和解社会矛盾的产物，是改组社会组织的基准，是为克服公法（政治法）和私法（民法）的缺陷应运而生的。可见，一百多年前蒲鲁东就对经济法的性质作出了精准的定位，这种极富前瞻性的预见确实难能可贵。
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功利主义的创始人、分析法学的先驱边沁（Jeremy Bentham）认为，政府的职责就是通过避苦求乐来增进社会的幸福，“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乃是判断是非的标准。”这是一种抽象的、宽泛的“社会本位”思想，模糊地把政府职责与社会幸福联系在了一起。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以来，社会法学兴起，他们强调社会、社会连带（合作）、社会整体利益；在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上，相当一部分法学家强调义务，倾向于社会本位。社会法学的出现是20世纪西方法学领域最重大的事件和最突出的成就。其中，利益法学提出，必须把法律规范看成是价值判断，亦即“这样一种看法：相互冲突的社会群体中的一方利益应当优先于另一方利益，或者该冲突双方的利益都应当服从第三方的利益或整个社会的利益。”这是从利益冲突的角度反映出“社会本位”的法律价值理念。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已经触及到了“社会本位”的精髓——社会整体利益优先。社会连带主义法学的创始人莱翁·狄骥（Leon Duguit）认为，国家没有主权，而只有实现社会连带关系的义务；个人也没有权利，而只有服从社会连带关系的义务。这是从国家、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来认识“社会本位”的，其重要意义在于把社会置于国家和个人之上，提出基于社会连带关系的社会最高准则——“客观法”，高于由国家制定的“实在法”，“实在法”的作用在于表示或实施“客观法”，而且必须服从“客观法”。
美国社会学法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罗斯科·庞德（Roscoe Pound）以“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或者说社会控制论作为其法律思想的核心内容，把利益分为三类：个人利益（包括在个人生活中并从个人的角度提出的主张、要求或愿望）、公共利益（包括在政治生活中并从政治生活的角度所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和社会利益（存在于社会生活中并为了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和活动而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他强调，在三类利益中社会利益是最重要的利益，并指出对利益进行分类是为了有效的利用法律保护社会利益，首先利用法律确认社会利益的范围，可称之为立法保护；然后再寻找保护的方法，可视为司法保护。同时，他为了说明法律的目的和作用，把法律的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原始法阶段、严格法阶段、衡平法和自然法阶段、法律的成熟阶段、法律的社会化阶段，并指出从19世纪末以来，法律从抽象的平等过渡到根据个人负担能力而调整负担，法律的重点从个人利益转向社会利益，法律的目的是以最少的阻碍和浪费尽可能地满足人们的要求。另外，他还在1959年出版的《法理学》一书中补充了第六个阶段——世界法阶段，即“一个世界范围的法律秩序”（一种新的万民法，旨在发展人类的合作本性，控制侵略本性）。也许，这种“世界法”的性质就是“社会本位”的必然趋势——“人类本位”吧。庞德的社会法学思想是“社会本位”法律理念发展的里程碑，这既符合了“法社会化的时代潮流”，又极大地推动了社会法的理论和实践。他创立的社会学法学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几乎成为了美国法庭上的官方学说，时至今日，仍然是在美国占支配地位的法学流派之一。
美国法律哲学家埃德加·博登海默(Edgar Bodenheimer)指出，法律试图通过把秩序与规则性引入私人交往和政府机构运作之中的方式，在两种社会生活的极端形式（无政府状态与专制政体）之间维持一种折衷或平衡。似乎也没有一个社会能够消除公共利益的理念，因为它植根于人性的共有成分之中。正义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即赋予人的自由、平等和安全应当在最大程度上与共同福利相一致。我们应当坚持认为，社会取向如果要在裁判法律问题方面起到一种适当尺度的作用，就应当是一种强有力的和占支配地位的趋势。博登海默从秩序和正义的高度，把社会正义视为对个人自由的限制，把社会整体利益作为一种追求平等与自由的均衡，并且预见到“社会正义观的改进和变化，常常是法律改革的先兆”。现代经济法不正是法律基于社会正义的改进和变化而进行改革的产物吗？目的法学派的创始人耶林也认为，法律的目的就是社会利益，社会利益是法律的创造者，是法律的唯一根源，所有的法律都是为了社会利益的目的而产生。而美国20世纪初期现实主义法学家卡多佐则认为，法律的最终起因是社会福利。总而言之，他们的法律思想都极大地丰富了社会本位的理念，既影响了西方法律思想的走势，也为现代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二、从法律理性的视角审视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特征
如果说国外“以社会法学派为代表的法哲学群体以‘社会化’为基调对法律进行了新的观察和理解，突破了近代社会传统的法观念的局限，扩展了法律理论和实践的范围，为现代经济法的产生提供了必须的新的法观念。”那么如今国内法学界则对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特征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初步达成共识。
法理学家认为：“公法与私法的相互渗透，不仅造成了公法与私法的复合领域，而且开拓了既非公法又非私法的新领域。例如，经济法即是民法与行政法相结合的产物。按照传统的法律观点，现代经济法既不归属于公法，也不归属于私法。事实上，经济法既不以国家利益为本位，也不以个人或者个体利益为本位，而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即社会福利本位。法的这种变化是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相适应的。因为无论是传统的公法或是传统的私法都已经无法达到调整社会关系的目的。私法的作用已经无法满足控制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的要求，而公法的过多运用则会影响市场竞争主体的自由和平等，只有将两者的特殊作用结合在一起产生一种新的法律部门，才能适应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日益发展的需要。现代法律是‘交往’的，权利义务的配置来源于参加者的‘交往’。随着社会公共关系的发展，社会公共利益作为一种独立的利益形式也就日益突出，成为人们共同关注的问题。”这段话精辟地阐释了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性质。沈宗灵教授认为，“在我国体现公私法混合性质的法律主要是通称为经济法这一部门法、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环境法等”。张文显教授认为，劳工法、社会保障法、环境保护法、公共交通法、经济法等社会立法不断制定出来，“法律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 of law）成为时代的潮流。毫无疑问，法律是社会的调整器，法律要有效地调整社会必须适应时代精神和社会要求。当公私法建构的社会基础业已发生巨大变革，而我们依然抱残守阙，固守公私法的二分法标准，不能正视公私法融合的发展态势，显然是无法对现实作出合理解释的。
目前，国内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本位的认识有所不同。漆多俊教授认为，“经济法适应生产社会化要求而产生。它是关于国家调节社会经济之法，以社会为本位。”李昌麒教授认为，“经济法所强调的，应当是国家对全局经济生活的干预，因此，它体现的是社会本位。”潘静成和刘文华二位教授认为，“经济法迫于社会化要求，为调和个别主体或私人间的利害冲突，使社会不至毁于一旦而产生，由此决定了其社会本位特性。”王保树教授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以社会公共性为根本特征的经济管理关系，即政府以全社会的名义对经济进行适度干预时所发生的社会关系。”周林彬教授认为：“经济法主要调整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有关社会公共利益的社会关系。”、“经济法的目标是解决个体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的矛盾，兼顾效率与公平，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社会良性发展。”史际春教授认为，“现代经济法为消除无度追求私人利益所生流弊，以组织协调、平衡发展、公有精神之追求为己任，平衡协调原则作为经济法之社会本位的体现和基本要求，无论在宏观抑或微观领域的调整中均发挥着基本指导准则的作用。”刘瑞复教授认为，“国家获得了‘共同的即社会的机能’。在形式上，国家的‘社会机能’与‘阶级机能’分离了。随着经济垄断化的发展，要求立法反映‘社会公共利益’、‘社会福利’、‘社会经济的健全稳定的发展’、‘社会责任’、‘社会经济秩序’等，并将其强制地规范化。”杨紫?@教授认为，“经济法作为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之法，以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主。”刘隆亨教授认为，“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利’的原则是兼顾国家、集体和劳动者个人三者的利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和社会主义物质利益规律的反映，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定经济工作方针政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也是经济法的一个基本原则。”但是，比较多的经济法学家认为经济法属于社会法，即以社会为本位的法。虽然也有一些学者仍旧认为经济法属于公法，但他们并不否认经济法主要是维护和保障社会的共同利益，这实质上是受到了传统公私法划分的思维定式的影响，同时也是我国经济管理和调控“行政化”在经济法领域的缩影。毕竟我国的市场经济才起步不久，许多经济现象被打上了“转轨”的烙印，我们不能苛求学者们在这样一个不成熟的经济环境下创造出一套成熟的经济法理论。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经济法典》（1964年）第二十五条规定：“对法律行为的条件的解释，必须始终符合国民经济发展中整个社会的利益，符合社会主义组织共同协作的要求”。《魏玛宪法》强调“经济生活”的社会成分，处于这一宪法传统之上的《德国基本法》第20条第1款和第28条第1款都规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一个社会联邦国家。依据这一“社会国家原则”，德国的经济行政只能为公共利益、共和国利益服务，必须将其行为放到谋取共同富裕、共同幸福上。日本的金泽良雄认为，“经济法为满足经济性——社会协调性的要求，不仅采取公法的规制，同时也采用了私法方面的规制。从这种意义上说，经济法正是跨于公法、私法两个领域，并也产生着这两者相互牵连以至相互交错的现象。”丹宗昭信、厚谷襄儿认为：国家“必须用具有社会属性的具体的人的集团（劳动者、中小企业、消费者等）来代替现代私法上抽象的‘人’，以这种具体的人作为法律主体，构成保护这些法律主体的实在法”、“这些法律在修正私法这一点上与私法不同，并且和传统公法（即国家对私人）的两面构造也不同，在采取了公私法混合形态这一点上，也不属于公法，可以说形成了第三个法律领域。当今这种法律领域被称之为社会法。”另外，丹宗昭信和伊从宽在其最新著作《经济法总论》中详细地论述了“经济法的社会法的性格”。德国的拉德布鲁赫、法国的阿莱克西·雅克曼等人，则以实在法严格划分法律部门为背景，借助于公法与私法划分的理论，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演变入手，指出传统私法的不足以及经济法产生及存在的合理性，认为从市民法到经济法，是法律随时代变迁而变迁的历史轨迹；经济法为现代法，是对传统民商法的补充与修正；传统私法的不足及社会化，是经济法的法文化基础；民商法以个人为本位，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的确，民商法是以“经济人”亦称“理性人”为基本假设的。利己性和有限理性是“经济人”行为的两个基本特征，其中利己性是“经济人”的灵魂。“经济人”的人性缺陷不可避免地导致市场经济产生种种市场失灵，因此国家愈来愈多地利用手中的权力调整经济，以弥补市场作用之不足。这正是经济法产生的初衷，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经济法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面对日益加快的社会化进程，传统法律部门民法和行政法也在力求适应并作出变革，但由于它们固有的属性使它们并不能完全做到。民法是个人本位、私权本位、自我救济和意思自治的法；行政法是调整公共行政管理关系、以政府为本位、实现国家利益和规范公共行政管理行为的法。民法所信奉的“个体权利本位”思想常常孤立地片面强调社会个体的意志和权利，而忽视甚至对抗社会整体的意志和利益；往往片面强调社会个体的权利和自由，而忽视其为国家、社会所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将权利与义务割裂开来。所以，民法无法对整个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全面、综合、系统的调整。行政法所信奉的“行政权力本位”就是以国家行政机关的意志为主导，并通过行政管理体制和上下隶属关系，形成的命令与服从为特征的调节机制。这在行政领域是绝对必须确立和实行的，在经济领域也是不可或缺的，但完全用它作指导调节社会经济，则常常会造成违背经济规律，影响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协调发展等不良后果。因此，行政法也无法达到保障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发展的目的。
总之，随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相互渗透，某些私人利益受到普遍的公共利益的限制而形成社会利益。私法与公法的相互交错，出现了作为第三法域的中间领域、兼具私法和公法因素的社会法。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立足于整体利益，促进社会经济稳定协调发展。它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根本使命，体现了对我们共同生活的社会的终极关怀。在经济法的眼中，公权力的行使只有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才是必要的、可行的；私权利的行使，只有不违背社会公共利益，才是自由的。传统私法所标榜的所有权神圣、契约自由，在经济法面前得到了修正，竞争法对垄断契约的禁止是典型例证；传统公法中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力，在经济法看来，仅仅是服务社会的工具而已。可以说，经济法在某种程度上使传统的公法和私法达到了一种均衡。
另外，也有人提出民法向社会本位发展的观点，例如有学者认为，19世纪中期以后，出现了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民法思想为之一变，由极端尊重个人自由变为重视社会公共福利，并对三大原则有所修正，于是形成社会本位的立法思想。观之将来民法之趋向，惟有在个人与社会之间，谋求其调和。由法律制度之进化过程观之，民法系由义务本位进入权利本位，最后进入社会本位。我国制定民法典应体现权利本位与社会本位相结合，以权利本位为主，社会本位为辅的立法思想。但是，民商法朝社会本位所做出的一切努力，最终也只能保证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不得损害他人利益。它向社会本位的迈进是有一定限度的——对个体私利的关怀并不必然意味着社会公益的成就；对社会公益的消极尊重也不能替代积极推进。所谓民商法的社会本位，仅仅是对意思表示的外部限制，外在强行性规范的增加以及形式主义的发展。
就我国现有的法律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条明确规定：“为了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制定本法。”这表明民法以个体为本位，首先保护的是私权利。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条也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但是，这说明民法对社会利益的保障是位居其次的，因为个体利益的实现仅以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要件，而并未促成社会公共利益的增加。与此相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一条规定：“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法。”该法第五条第1款规定：“国家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第六条第1款规定：“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一条规定：“为了加强对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明确产品质量责任，保护用户、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制定本法。”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一条规定：“为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制定本法。”该法第三条第1款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为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第四条第1款规定：“国家鼓励、支持和保护一切组织和个人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社会监督。”上述三部法律充分说明：首先，经济法以保护社会整体的利益为首要价值目标；其次，国家（政府）以保障社会整体利益为职责；再次，全社会拥有保证前述目标和职责顺利实现的权利。由此可见，经济法的社会本位观开始成为我国经济立法和司法的基调，尽管这种价值取向无法在我国的经济基本法中得到凸显，但是我们从当前正在起草的《反垄断法》的定位以及社会各界对“王海打假”的反映等各个方面已经看到了这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三、从毗邻学科的视角探索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内涵
经济法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个时代的特定社会背景是：受近代启蒙哲学和古典经济学深刻影响的近代法律体系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已经暴露出严重的局限性。崇尚个人自由的法哲学思想和自由放任的经济学理论是近代民主政治和法律体系的两大理论支柱。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经济法的产生正是对传统法哲学和经济学以及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石上的近代法律体系反思的结果。经济法产生和形成独立部门法的社会根源在于由生产高度社会化引起的社会经济调节机制和现代国家职能的变化，即国家调节机制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形成和发达。由此产生对于保障国家调节的法律部门的需要，经济法于是应运而生。可见，经济法产生的最深刻的经济根源在于生产的高度社会化。
萨缪尔森（P.Samuelson）指出，“现代的人看来已经不再相信：‘最好的政府是管理最少的政府’。”“政府在宪法上的权力被广泛地加以解释，被用来‘维护公共的利益’和‘督察’整个的经济制度”。哪里有市场失灵，哪里就有政府的潜在作用。当存在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s）时，政府可能能够纠正市场失灵，并提高经济效率。亚当·斯密（Adam Smith）用“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这一比喻来描述自利行为如何给社会带来利益：“他盘算的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它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但是，市场作为资源有效配置的基本方式和一种具体制度安排，只能在其最适宜发挥作用的范围和限度内发挥作用，一旦超越了最适宜发挥作用的范围和限度，市场就会失去效用。在现实经济社会中，市场无法自动达到帕雷托最优状态，从而产生“市场失灵”，主要表现在八个方面：（1）市场无法解决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问题；（2）市场无法解决外部效应问题；（3）市场无法解决公共物品的生产和利用问题；（4）市场无法解决社会分配不公问题；（5）市场无法解决垄断问题；（6）市场无法解决经济波动问题；（7）市场对有益和有害物品的调节无视社会道德；（8）市场中存在着信息的不充分和不对称问题。
市场失灵是其自身无法纠正和弥补的，于是就不得不借助政府力量予以矫正和弥补。可见，政府的作用也经历了一个肯定——否定——再肯定的自我扬弃的过程。管制通常是对经济事件或市场失灵感应的特殊回应。管制的历史向我们揭示，结构性的经济变化经常相伴着政府干预市场的新形式。政府对市场配置机制的干预可能会改变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消费和分配行为。尽管对市场参与者行为的监管要支付成本，管制者仍然必须执行政策和强制实施法规。因而，经济法是克服市场失灵之法。然而，政府也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因此“政府失灵”同样不可避免，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1）政府行为并非永远代表公共利益；（2）信息不完全和政府能力有限；（3）政府干预市场的成本扩张；（4）政府机构及其官员的寻租与腐败。鉴于政府与市场都存在着固有的缺陷，为了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这两方面的问题，我们就需要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之外寻找“第三只手”——社会，即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建立一种缓冲力量。当然，这种以社会为本位的“缓冲力量”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因而，经济法是克服政府失灵之法。除此而外，经济法还是经济稳定增长之法，这主要体现在宏观调控领域，并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发展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此处就不再赘述。
目前，国内外的社会学研究者们正在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第三部门”这一前沿课题，这不仅显示出他们在重新看待社会转型时期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市场本身存在的缺陷及其变化性，而且也体现了他们已逐步将注意力放在了政府体制之外的社会利益空间的扩展。“第三部门”的发展壮大，说明社会性力量已经成为国家——市场之外的重要发展因素。另外，二战以后出现了很多非政府组织（社团），使得各国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之唯一代表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有学者认为，“具有非营利性、民间性、自治性的社会团体是一种介于现代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社会组织形式与调节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政府（国家）与市场两个方面的缺陷，起到政府与市场不能起的作用。”还有学者提出，“关于社会团体的法律地位，行政法理论将其抽象为行政相对人，民法理论将其定位于社团法人或不具有法人地位的其他组织，二者对其调整都存在缺陷。由于社会团体代表了独立于国家利益、私人利益之外的第三利益——社会利益，由属于第三法域的经济法进行调整优先。”除此而外，“社会中间层”理论也认为，“政府——中间层——市场”的三层框架，比“政治国家——市民社会”（或“政府——市场”）的两层框架能更好地分析现代市场经济中的现实问题。有学者提出，“政府——中间层——市场”的研究框架产生的“动态的社会契约”基础是：将原先让渡给政府（国家）的一部分权力，让渡给社会中间层；将原先所保留在个人（市民）手中的部分权利，让渡给社会中间层，这种让渡最终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还有学者认为，“以‘市民社会——团体社会——政治国家’的三元社会结构为基础的‘私法——社会法——公法’的法律三元结构论，则有助于解释法律之变迁与法学史上的若干新现象。”当然，我国的社会“中间层”还很不发达，需要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
上述前沿理论从一个崭新的视角观察社会发展赋予经济法的特殊使命，并进一步说明：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特征是需要有深厚的社会基础的，并不能主观臆造或是从外部强加。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社会“中间层”会不断发展壮大，我国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取向将越来越清晰。在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领域”是由营利组织构成的“私人领域”，“政治领域”是以政府组织为主体的“公共领域”，“社会领域”则界于两者之间，是以团体社会为特征的，它被理解成为市场与政府之间的互动领域，也可以说是私域与公域之间的一个弹性空间。正是这种经济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导致第三法域的形成。经济法就是公法与私法交融衍生的“第三法域”的典型代表。
此外，“所谓社会本位之法制，亦仅权利本位法制之调整，绝非义务本位法制之复活。”这句话同样适用于经济法。权利是规定或隐含在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律关系中、主体以相对自由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由此可知，权利的核心内涵是利益，法律也无非是确认、界定、分配、协调、保障和促进利益的调节方式而已。利益来源于对资源的控制，利益的大小取决于对资源控制的多少。然而，社会中的现有资源总是处于匮乏的状态。正如美国社会学冲突理论的代表科林斯所说，“人是社会的但具有冲突倾向的动物”。因此，社会并不是均衡化的，到处都充满了利益冲突。利益冲突是法律的产生之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冲突通常需要靠法律来制衡。就每一个法律部门而言，它不可能毫无主次地平行地保护和实现每一种利益，而只能首先保护和实现一种性质的利益，而后由法律反射进而实现又一种利益。由此，每一个法律部门的法益只能是一个凸现一种利益目标，并由多种利益目标组成的利益保护机构。作为独立而重要的法律部门——经济法而言，也只能是首先保护和实现社会整体利益，并进而保障其他利益的实现。而且，当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以及其他利益相冲突时，经济法还起到了制衡的作用。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正是指它在对经济关系的调整中立足于社会整体，在任何情况下都以社会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为重。
但是，必须明确一个问题，即社会利益不同于国家利益，也不同于公共利益，这三种利益是不能混淆的。公共利益包括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两个方面，公共利益是上位概念，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同为并列的下位概念。在整体上国家代表全局利益、长远利益，但在具体的经济关系中，它仍然是一个特殊的物质利益实体。国家利益是一种抽象性的、中介性的、再分配的、政治性的、未必公共性的利益，它本质上是统治集团的利益。随着社会的演变和人类的进步，社会利益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利益形式，具有整体性、普遍性、可转化性和表现形式的多样性等特征。国家利益并非社会利益，也不能取代社会利益，否则就可能导致非法国家利益“合法化”和对社会利益的限制。国家曾经被认为是一种恶的存在，是不得已之恶，是实现人类自由与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现在国家已经通过干预社会经济来保障社会利益。这仅仅说明国家权力或政府权力的行使只不过是社会利益的代表形式而已，而非社会利益本身。经济法制度设计以社会为本位，为追求社会理性实现，按一定标准把主体分成不同的类，按其功能、地位，给各个“成员”一种独立的和有“选择性”的激励，以“驱使潜在集团中的理性个体采取有利于集团的行动”，即其所有规制旨在保证社会利益实现。
另外，有很多学者认为，从19世纪后半叶起，在经济及其法律调整的实践中，出现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间的隔阂渐次消弭，公法和私法互相渗透、融合之趋势。由此出现了所谓“私法公法化”（如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保护法等）和“公法私法化”（如金融及中央银行法、计划及产业政策法、国有企业法等）现象。法学界的反应则是许多学者认为出现了公私法形态混合，既不属公法也不是私法的第三法域——社会法，社会法包括分别作为法律部门的经济法和劳动法。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法公法化”，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一定程度上的“公法私法化”，都从法律、法学的演变中造就了现代经济法。当然，“公法私法化”和“私法公法化”都只是一种发展趋势，是一个量变的积累过程，仅仅向我们回答了“会怎样”的问题；而经济法的出现和不断成熟则是一个质变的结果，向我们回答了“是什么”的问题。另外还必须强调的是，有学者认为，法律本位是由社会经济形态决定的，从历史发展过程看，经历了一个从家族本位到个人本位，一直到社会本位的历程，社会主义法是社会本位的，公民权利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
综上所述，经济法以社会本位为价值取向，属于社会法，是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制定的，目的在于维护社会正义、交易公平、宏观效率和公共福利。现代经济法以社会利益为本位，要求上至国家机关，下至社会组织和个人，都要对社会负责，即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效益的提高负责。经济法正是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通过对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个体利益的协调，来达到发展社会的目的。所以，经济法固有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社会本位，侧重于从社会整体角度来协调和处理个体和社会的关系，注重社会总体的经济公平；在效率问题上同时注意个体、团体、社会乃至全人类的效率和利益，眼前、长远乃至子孙后代的效率和利益；在秩序问题上同时兼顾个体自由、权利与他人的自由、权利，以及与社会的正常运行发展之间的关系。一言以蔽之，现代经济法是社会本位的法。
注：本文发表于《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5。参考文献请查阅发表的原文。
作者简介：
许光耀：中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王 巍：男，1979年12月生，中南大学法学院经济法专业硕士研究生
bluesword20@sohu.com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
重庆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
（2006年5月19日重庆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与交通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提高通行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车辆驾驶人、行人、乘车人以及与道路交通活动有关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应当遵循依法管理、方便公众的原则，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道路交通安全工作与城乡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交通需求相适应。
城乡道路规划与建设应当与道路交通安全相协调，合理配置道路资源，完善道路交通基础设施；鼓励优先发展公共交通，使用清洁能源。
第五条 市人民政府公安部门是本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主管机关，各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交通、建设、市政、农机等部门，依据各自职责，负责有关的道路交通安全工作。
第六条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应当加强科学研究，采用先进技术，提高管理信息化程度，逐步实现信息和资源共享。
第七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组织下，提供志愿服务，协助维护道路交通秩序。
依法成立的机动车驾驶人组织，应当协助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等辅助性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第八条 单位和个人依法参与道路交通活动受法律保护，对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行为有劝阻、举报的权利。
对道路交通安全工作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表彰、奖励。
第二章 车辆和驾驶人
第一节 机动车
第九条 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并领取机动车行驶证后，方可上道路行驶。尚未登记的机动车需要上道路临时移动的，应当取得临时通行牌证。临时通行牌证有效期不得超过三十日；确需延期的，经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批准，可延长三十日。
取得本市核发的行驶证的机动车，应当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领取交通信息卡，上道路行驶时应随车携带。
机动车交通信息卡不得转借、冒用；遗失、损坏的，应当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补领或者换领。
机动车牌号实行计算机公开随机选取。
第十条 机动车所有人实际住所地址、联系电话等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交有关变更资料。
第十一条 已达到国家强制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不得上道路行驶，其所有人应当及时办理注销登记手续。
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和驾驶人应当按照国家机动车安全技术标准和本市有关规定，对车辆进行维护和保养，保持车况良好、车容整洁、排放合格。
第十二条 经登记后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定期参加安全技术检验。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合格证明，核发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时，应当对机动车的技术参数和车辆类型、厂牌型号、颜色、发动机号码、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码）等主要特征进行确认，与全国被盗抢机动车信息系统比对，核查机动车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记录和交通事故处理情况。
机动车涉及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未接受处理、发生交通事故逃逸或者驾驶人拒不接受调查、处理的，不予核发检验合格标志。
第十三条 上道路行驶的汽车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载货汽车与大、中型载客汽车和出租汽车车身应当喷涂车辆所有人名称或者所在地区，载货汽车与大、中型载客汽车还应当分别喷涂核定载质量、核定载客人数、放大的本车牌号等；
（二）配备有效的灭火器具、急救包、故障车警告标志等；
（三）重型、中型载货汽车应当按规定安装侧、后防护装置；
（四）车身两侧的车窗和前后窗不得放置、粘贴、喷涂妨碍安全驾驶的物品、文字、图案，不得使用镜面反光遮阳膜；
（五）道路施工养护、环卫清扫、设施维修及绿化等道路作业车辆，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技术标准规定；
（六）用于公路营运的载客汽车、重型载货汽车、半挂牵引车以及危险品运输车辆应当安装、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行驶记录仪；
（七）危险品运输车辆车身前后及两侧应当喷涂或者悬挂醒目的危险品警告标志。
第十四条 上道路行驶的教练车应当安装副制动器及其它安全防护装置，车身两侧及后部喷涂或者粘贴教练字样，悬挂教练车号牌。具体办法由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定。
第十五条 学校、幼儿园自备或者租用的专门用于接送学生和学龄前儿童的车辆应当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规定，保持车况良好，喷涂或者放置校车标识。车辆、行驶时间和线路应当报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备案。
第二节 非机动车
第十六条 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人力车、三轮车、畜力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并领取牌证后，方可在允许其通行的道路上行驶。自行车不实行登记。
非机动车登记工本费标准由市价格主管部门规定。
第十七条 按规定登记的非机动车应当具备转向、制动等装置，并符合国家有关非机动车安全技术标准或者规范。
第十八条 申请非机动车登记，应当提交车辆所有人身份证明、车辆来历证明和产品合格证。
下肢残疾的残疾人可以申请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登记。每位残疾人只能申请登记一辆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并限于自用。申请人的具体条件由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非机动车牌证由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定式样并监制。
第十九条 已登记领取牌证的非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办理相应的变更登记、转移登记或者注销登记，并提交车辆所有人的身份证明：
（一）所有权发生转移的；
（二）登记内容变更的；
（三）非机动车灭失的。
第二十条 已登记的非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应当按规定悬挂号牌，并保持号牌清晰、完整。
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非机动车牌证。
非机动车牌证损毁或者遗失的，应当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补领。
第二十一条 滑轮车、手推车等机具不实行登记，只能在允许其通行的道路上行驶。
第三节 机动车驾驶人
第二十二条 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并按规定使用、审验。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转借、冒用、伪造、变造、骗领机动车驾驶证。
第二十三条 取得本市核发的机动车驾驶证的驾驶人，应当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领取交通信息卡，驾车时随身携带。
驾驶人的交通信息卡不得转借、冒用；遗失、损坏的，应当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补领或者换领。
第二十四条 驾驶营运机动车的驾驶人应当参加机动车驾驶人组织开展的交通安全教育培训，每年不少于二十四学时。
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在一个记分周期内累积记分达到十二分的，应当在十五日内到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者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受为期七天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的教育培训。教育培训费用由当事人承担。
第二十五条 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从事机动车和机动车驾驶证代理业务。依法从事机动车登记、机动车驾驶证的换证和补证代理业务的中介机构应当将营业执照、从业人员基本情况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备案。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得增设备案条件。
第三章 道路通行条件
第二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主管部门应当保障道路、停车场、道路配套设施与道路交通信号的规划、设计、建设、养护与管理符合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的要求，合理利用道路资源，提高道路服务水平与通行能力，消除道路安全隐患。
第二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大乡道、村道建设投入，逐步改善道路通行条件，保障农村居民出行安全。
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乡道、村道的规划、设计、建设、验收、管理、养护以及交通安全设施设置的指导。
乡道、村道的陡坡、急弯、连续弯道、视线不良及其他危险路段，应当设置交通标志和交通安全设施。
第二十八条 城市新建、改建、扩建的大（中）型公共建筑、商业街区、居住区等重大建设项目进行可行性论证时，应当进行道路交通影响评价。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实际情况，提出意见。
第二十九条 新建、改建、扩建城市道路，应当同时规划、设计、建设、验收道路交通违法记录系统、道路交通信号、港湾式车站、吸能式安全防护设施等交通安全设施。
急弯、陡坡、临崖、临水等危险路段以及下边坡高度为六米以上的路段，应当设置交通指示、警告标志和安全防护设施。
住宅区或者单位内部供社会车辆通行的道路，应当设置交通标志、标线及其他交通安全设施，并接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导和监督。
第三十条 在城市道路上设置人行横道线应当同时设置其他相应的人行交通信号。
车辆流量较大、行人稀少的路段，可以设置触摸式人行横道信号灯。在盲人通行较为集中的路段，人行横道信号灯应当设置声响提示装置。
人行横道线处的人行道，应当设置无障碍通道。
第三十一条 停车场的规划、建设、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城市道路交通状况，科学合理规划，促进停车场建设，满足社会停车需求，加大停车引导系统建设和停车场管理科技投入，提高停车场利用效率。停车场建设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
建筑物配建的停车场不得擅自停止使用或者改作他用。鼓励单位自用停车场向社会开放，停车场管理部门应当加强监督、管理。
在不影响车辆、行人通行与安全的路段，市政等行政主管部门可以会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批准设置临时停车泊位，并规定停车泊位的使用时间，设置警示标志。在交通情况发生变化，影响车辆、行人的通行或者安全时，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决定取消临时停车泊位和相应的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并通知相关部门。
第三十二条 开辟、调整公共汽车、营运载客汽车、旅游汽车线路和停靠站点，应当符合交通规划和安全、畅通、方便出行的要求。交通、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在批准前，应当征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同意。
影响车辆、行人通行或者安全的公共汽车、营运载客汽车、旅游汽车线路和停靠站点，应当及时进行调整。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根据交通管理情况，在不影响车辆、行人通行与安全的地方，设置校车等临时停靠点。
调整区域交通通行线路的，应当公开征求意见。
第三十三条 在城市道路上占用、挖掘道路或者跨越、穿越道路架设、增设管线设施以及在道路上设置机动车出入口等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的行为，应当征得道路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同意。
第三十四条 道路作业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固定作业应当在作业区范围设置符合国家技术规范、标准的安全防护设施、施工标志和变更车道指示标志、注意危险警告标志等，夜间开启示警灯；移动作业时，应当在路段上设置可移动的作业标志。
（二）移动作业车辆、机械应当喷涂明显的反光标志图案，作业时开启示警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
（三）作业人员应当按照规定穿着反光服饰、佩戴反光安全帽，注意避让过往车辆。
过往车辆对作业车辆和人员应当注意避让。
第三十五条 单位和个人不得违法占用道路摆摊设点或从事车辆修理、清洗、维护、装饰等经营活动。
第三十六条 在道路上及道路两侧设置户外广告设施、霓虹灯或者建设建（构）筑物，不得遮挡、干扰交通标志、交通信号灯，不得妨碍安全视距，不得影响通行。
新建横跨道路的管线、道路附属设施、交通管理设施等，从地面起净高不得低于五点五米。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技术规范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章 道路通行规定
第一节 机动车通行规定
第三十七条 在道路同方向划有两条以上机动车道的，左侧为快速车道，右侧为慢速车道。在快速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应当按照快速车道规定的速度行驶，未达到规定行驶速度的，应当在慢速车道行驶。重型货车、中型货车、低速货车、三轮汽车、牵引车、轮式专用机械车、拖拉机、摩托车，以及实习期驾驶人驾驶的机动车，应当在慢速车道行驶；其中，牵引车、轮式专用机械车、拖拉机、摩托车只能在最右侧车道行驶。
第三十八条 机动车进入实线标线划分车道的路段后，以及进入导向车道后，不得变更车道。
第三十九条 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线标明的速度。
机动车在没有限速标志、标线的道路上行驶不得超过下列最高行驶速度：
（一）没有道路中心线的道路，城市道路为每小时三十公里，公路为每小时四十公里；
（二）同方向只有一条机动车道的道路，城市道路为每小时五十公里，公路和封闭的机动车专用道路为每小时七十公里；
（三）同方向划有两条以上机动车道的道路，城市道路为每小时七十公里，公路和封闭的机动车专用道路为每小时八十公里。
第四十条 机动车在夜间或者在隧道内行驶时，或者在遇有雾、雨、雪、沙尘、冰雹等低能见度情况下行驶时，应当开启前照灯、示廓灯和后位灯；在雾天行驶时，应当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
机动车转弯、变更车道、超车、掉头、靠路边停车时，应当提前三十米开启转向灯。
第四十一条 道路上同方向左右两侧车道的机动车向同一车道变更车道时，右侧车道的机动车让左侧车道的机动车先行。
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有让行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让优先通行的一方先行；
（二）没有让行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在进入路口前停车观察，让右方道路的来车先行，但转弯的机动车让直行的车辆先行。
第四十二条 机动车载物应当符合规定，确保附载作业人员安全。在城市道路上，核定载质量零点六吨以下的小型货车，附载作业人员不得超过一人；其他小型货车附载作业人员不得超过三人。
自卸货车不得附载作业人员。
第四十三条 机动车在道路上发生故障、交通事故，难以移动的，应当按照规定采取安全警示措施。驾驶人、乘车人应当迅速离开车辆，转移至安全地点。
第四十四条 牵引车辆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使用软连接牵引的，应当设置示警标识；
（二）牵引载运危险品的车辆应当由专业人员操作；
（三）挂车、拖拉机、载运危险品的车辆不得牵引车辆；
（四）不得牵引轮式专用机械车及其他轮式机械。
第四十五条 驾驶机动车不得熄火滑行，不得故意在道路上慢驶。
第四十六条 机动车在城市道路允许临时停车的路段临时停车时，应当按顺行方向停留并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车身右侧距路缘不得超过三十厘米，驾驶人不得离车。临时停车不得影响其他车辆或者行人的通行。
第四十七条 机动车行经漫水路或者漫水桥时，应当停车察明水情，辨清道路轮廓，确认安全后，低速通过。
第四十八条 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
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避让。
第四十九条 营运载客车辆应当在规定的停靠站（港）内停车上下乘客，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依次进出站；
（二）停车时，车身右侧距路缘不得超过三十厘米；
（三）不得在停靠站（港）内待客、滞留；
（四）不得使用扩音装置揽客。
第五十条 机动车试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照规定放置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临时号牌；
（二）由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三年以上的驾驶人驾驶；
（三）按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规定的时间、路线进行；
（四）不得搭乘与试车无关的人员；
（五）不得在道路上进行制动测试。
第五十一条 拖拉机不得在高速公路、大中城市中心城区内的道路上行驶。其他禁止拖拉机通行的道路，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征求农机部门意见后规定。
第五十二条 叉车、履带式专用机械等不得上道路行驶。
轮式专用机械车上道路应当按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时间和路线行驶。
第二节 非机动车、行人和乘车人通行规定
第五十三条 禁止人力车、畜力车、三轮车在上午七点至晚上八点在主城区主干道上通行。
第五十四条 非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有非机动车道的，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没有非机动车道的，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在距道路右侧边缘两米的范围内行驶，残疾人机动轮椅车、人力车、三轮车、畜力车在距道路右侧边缘二点五米的范围内行驶。
（二）行经人行横道时避让行人。
（三）不得在车行道上停车滞留。
（四）设有转向灯的，转弯前开启转向灯；无转向灯的，伸手示意。
（五）制动器失效的，不得在道路上行驶。
（六）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未成年人驾驶的自行车不得载人。
（七）自行车在各区县（自治县、市）政府所在地的城市建成区行驶，不得载人；其他地区驾驶自行车可以搭载一人，搭载六周岁以下儿童应当设置固定座椅。
（八）三轮车、畜力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载人数。
第五十五条 行人应当在人行道上行走；没有人行道的，应当在距道路边缘一点五米的范围内行走。
行人通过路口或者横过道路，应当走人行横道或者过街设施；通过有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应当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人行横道的路口，或者在没有过街设施的路段横过道路，应当在确认安全后通过。
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城市道路、公路上组织开展体育锻炼、商业宣传、文艺表演等集体活动。但经公安机关批准的大型群众性活动除外。
第五十六条 车辆未停稳前，乘车人不得上下车。乘坐机动车时，身体和携带物品不得伸出车外，不得向车外抛洒物品。
第五章 交通事故预防与处理
第一节 交通事故预防
第五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有计划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提高公民的道路交通安全意识，制定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划，并组织实施。
乡镇人民政府可以根据乡村道路交通特点，组织人员，采取措施，制止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预防交通事故。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应对自然灾害、恶劣气象条件以及其他人为、自然突发事件的道路交通安全应急、救援预案，并组织演练。
第五十八条 机关、部队、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应当建立道路交通安全防范责任制度，落实本单位机动车驾驶人的道路交通安全教育培训、考核工作。
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有关单位，应当制定公益性年度道路交通安全宣传计划，包括发布公益性广告，宣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介绍道路交通安全知识和交通事故典型案例等。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配合。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督促学校、幼儿园加强学生和学龄前儿童的交通安全教育，严格校车安全管理，落实交通安全责任。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定期向社会公布学校、幼儿园交通事故发生情况。
第五十九条 市和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组建的交通协管组织协助交通警察维护车辆、行人交通秩序，劝阻和制止非机动车和行人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
第二节 交通事故处理
第六十条 未造成人身伤亡且车辆能够移动的交通事故，当事人应当先撤离现场，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再协商处理损害赔偿事宜。
发生道路、供电、通讯等设施损坏的交通事故，机动车可以移动的，驾驶人应当将机动车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报警等候处理。
发生人身伤亡的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保护现场，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第六十一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布交通事故报警电话，方便群众报警。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接到交通事故报警后，应当在三分钟内出警，并立即赶赴现场。
交通警察应当维护现场秩序，组织现场救援等，并按照有关现场勘查规范勘验、检查交通事故现场。勘查完毕，交通警察应当清理现场，登记遗留物品，迅速组织撤除现场，指挥、疏导车辆、行人，恢复交通。对拒不撤离现场的，予以强制撤离。交通恢复正常前，交通警察不得离开现场。
当事人应当服从交通警察指挥，及时将交通事故车辆、物品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协助恢复交通。当事人不服从及时移动车辆、物品的指挥或者难以自行及时移动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及时通知有关单位代为当事人将车辆、物品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所需费用由当事人承担。
故障车的清理适用本条第三款的规定。
第六十二条 因案情需要，对交通事故当事人的生理状况、精神状况、伤残程度、人体损伤程度、尸体、未知名尸体人身识别、财产损失、车辆及其行驶速度、痕迹、物品以及现场的道路状况等进行检验、鉴定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派专业人员或者委托具备资格的机构进行。
第六十三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及其过错的程度，确定交通事故责任，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
第六十四条 交通事故关键证据未收集到，而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交通事故事实的，经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批准，中止交通事故认定，并书面告知当事人。中止原因消失后，再作出交通事故认定。
交通事故事实无法查证的，经当事人申请，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书面载明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当事人情况及调查得到的事实，在十日内分别送达当事人。
第六十五条 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认定书有异议的，可以在接到交通事故认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复查一次。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组织调查，并自受理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决定。对确有错误的，作出予以撤销的决定，并责成原承办单位重新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对交通事故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认定适当的，书面回复申请人。
承办单位拒不执行撤销决定的，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直接予以变更。
第六十六条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权利人、义务人之间自行协商处理损害赔偿，达成协议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予以确认。
第六十七条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损失超出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的部分，机动车一方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一）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的过错在交通事故中起全部作用的，在封闭道路上机动车一方承担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在其他道路上机动车一方承担百分之十一至百分之二十的赔偿责任；
（二）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的过错在交通事故中起主要作用的，机动车一方承担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五十的赔偿责任；
（三）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与机动车一方的过错在交通事故中作用相当的，机动车一方承担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的赔偿责任；
（四）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的过错在交通事故中起次要作用的，机动车一方承担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九十的赔偿责任。
（五）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无过错的，机动车一方承担百分之百的赔偿责任。
第六十八条 在追缉交通事故逃逸或者抢救伤者等紧急情况下，交通警察可以征用单位或者个人的交通工具和通信工具，用后及时归还，并支付必要费用；对造成损坏的，应当修复或者赔偿。
第六十九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建立物证管理制度。车辆零部件、法医物证等交通事故认定关键物证，应当登记、拍照，科学保存，以备核查。
第六章 执法监督与警务保障
第七十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对交通警察进行职业道德教育、法制教育和交通安全管理业务培训、考核，提高交通警察的职业道德素质和业务素质。考核不合格的，不得上岗执行职务。
第七十一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交通协管组织应当公正、严格、文明执法，不得滥用职权。
第七十二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受理机动车登记申请时，对申请材料齐全并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在规定的时限内办结。对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对不予受理、登记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将有关机动车登记的事项、条件、依据、程序、期限以及收费标准、需要提交的材料等在办理登记的场所公示。
第七十三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公开举报电话，接受社会和公民的监督。对交通警察执法不公、徇私枉法、不积极履行职责的违法违纪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进行检举和控告。收到检举和控告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严肃查处，并及时将查处结果告知检举人、控告人。
第七十四条 交通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受法律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当给予支持和协助。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七十五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应当及时纠正并依法予以处罚。对情节轻微、未影响道路通行的，可以指出其违法行为，给予口头警告后放行。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委托交通协管组织，对乡道和村道上发生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实施警告或者五十元以下的罚款。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委托交通协管组织，对非机动车和行人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实施警告。
受委托执法组织的执法人员应当取得相应的行政执法资格，并持证上岗，依法履行职责。
第七十六条 行人、乘车人、非机动车驾驶人违反本条例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根据情节的轻重，处警告或者十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本条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
滑轮车、手推车等机具在禁止其通行的道路上行驶的，由交通警察责令其立即改正，并处警告或者五十元罚款。
第七十七条 机动车驾驶人违反本条例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根据情节的轻重，处警告或者一百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本条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
第七十八条 驾驶非机动车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五十元罚款：
（一）醉酒后在道路上驾驶的；
（二）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登记而未登记的非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三）上道路行驶，不按规定悬挂号牌或者未保持号牌清晰、完整的；
（四）不符合下肢残疾条件的人驾驶残疾人机动轮椅车上道路行驶的。
第七十九条 使用伪造、变造的非机动车牌证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伪造、变造的牌证予以收缴，并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第八十条 驾驶机动车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一百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一）未配备有效灭火器具、急救包、故障车警告标志的；
（二）在实习期内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驾驶机动车的；
（三）载货汽车与大、中型载客汽车和出租汽车车身未按规定喷涂车辆所有人名称、所在地区、核定载质量、核定载客人数、放大的本车牌号或者字样不清晰的；
（四）违反交通信号行驶的；
（五）驾驶货运机动车载物遗洒、飘散的；
（六）机动车污染物排放超标或者排放黑烟的；
（七）未携带交通信息卡的；
（八）未登记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无临时通行牌证或者临时通行牌证失效的；
（九）危险品运输车辆车身前后及两侧未按规定喷涂或者悬挂危险品警告标志的；
（十）未保持号牌清晰、完整的；
（十一）在禁止鸣喇叭的区域或者路段鸣喇叭的。
机动车驾驶人有前款第一项、第三项、第六项、第九项、第十项情形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机动车行驶证，责令其改正，改正后立即发还；有第五项情形的，责令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或者驾驶人清扫遗洒、飘散物；有第七项情形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机动车驾驶证或行驶证，当事人提供交通信息卡的，应当立即发还；有第四项情形的，可以并处暂扣一个月机动车驾驶证。
第八十一条 在道路上教学机动车驾驶技能，未使用教练车或者未按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路线、时间教学的，对教练员处警告或者一百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第八十二条 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二百元以上三百元以下罚款：
（一）使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的；
（二）未按规定参加机动车驾驶证审验或者机动车驾驶证审验不合格的；
（三）在一个记分周期内累积记分达到十二分的；
（四）使用扩音装置揽客的。
机动车驾驶人有第一项情形的，可以并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有第四项情形的，对扩音装置予以收缴。
第八十三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三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一）机动车驾驶人在机动车驾驶证被公告停止使用期间或者被依法扣留期间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二）驾驶未取得检验合格标志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三）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或者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四）转借、冒用、骗领机动车驾驶证的；
（五）未按规定喷涂明显反光标志图案的道路移动作业车辆、机械上道路作业的；
（六）擅自设置、移动、损毁、涂改道路交通标志、标线、信号灯或者其他道路交通安全设施的；
（七）驾驶叉车、履带式专用机械上道路行驶的；
（八）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行为人有前款第六项情形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恢复原状。
第八十四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立即改正或者限期恢复原状，可处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一）道路作业未按规定设置施工标志和变更车道指示标志、注意危险警告标志或者不按批准的路段、时间进行施工的；
（二）未经批准在道路上设置机动车出入口的；
（三）未经批准在道路上擅自设置临时停车泊位的；
（四）改变机动车型号、发动机号、车架号或者车辆识别代号的；
（五）擅自改变机动车车身颜色，更换发动机、车身或者车架等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的。
第八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影响交通安全畅通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迅速恢复交通；拒不执行的，强制排除妨碍，所需费用由行为人承担：
（一）违反本条例规定设置户外广告设施、霓虹灯等或者建设建（构）筑物的；
（二）未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同意，擅自在城市道路上占用、挖掘道路或者跨越、穿越道路架设、增设管线设施的；
（三）违法占用道路摆摊设点或从事车辆修理、清洗、维护、装饰等经营活动的。
第八十六条 机动车驾驶人因过错导致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可以处暂扣一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机动车驾驶证；但是，按照本条例规定先行撤离现场再进行协商处理的除外。
第八十七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现场查获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并出具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通知书的，违法行为人应当在接到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受调查、处理。无正当理由逾期不接受调查、处理的，公安部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吊销其机动车驾驶证。
第八十八条 对利用交通技术监控手段查获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通过邮件和重庆公安交通管理信息网等有效方式告知车辆所有人或管理人。
车辆所有人或管理人应当自告知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受调查、处理。
第八十九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发现机动车有未处理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录的，可扣留机动车行驶证，并书面通知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或者驾驶人及时接受处理，处理完毕后，立即发还机动车行驶证。
第九十条 交通警察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在作出行政处分决定前，可以停止其执行职务，必要时可以给予禁闭：
（一）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发放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驾驶证的；
（二）不按规定将依法收取的费用、收缴的罚款及没收的违法所得全部上缴国库的；
（三）当场收取罚款不开具罚款收据、不如实填写罚款额的；
（四）违反规定拦截、检查正常行驶的车辆的；
（五）违法扣留车辆、机动车行驶证、驾驶证、车辆号牌的；
（六）非执行紧急任务时使用警报器、标志灯具的；
（七）接到交通事故报警后不及时出警，发生严重交通阻塞时不及时疏导的；
（八）歪曲事实，故意出具错误或虚假交通事故认定书的；
（九）不履行其他法定职责的。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
第九十一条 交通警察利用职权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索取、收受贿赂，或者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九十二条 拖拉机登记和检验、拖拉机驾驶证申领和使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九十三条 本条例自2006年9月1日起施行。
——文献综述与评说
许光耀；王 巍
摘 要：经济法是社会本位之法，以维护社会利益为基准，属于社会法。首先，可以从西方法律思想的视角认知法的社会本位理念；其次，可以从法律理性的视角审视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特征；再次，可以从毗邻学科的视角探索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内涵。社会本位是经济法的根本性质，也是经济法区别于传统的民商法和行政法的根本标志。经济法只有坚持社会本位的价值理念，才能完成时代赋予它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经济法；社会本位
“本位”是一种工具性的分析方法，或者称之为研究范式。就其核心内涵而言，无非是指“中心”，当然还包括基本观念、基本目的、基本作用和基本任务等派生性内涵。人们常说权利本位或义务本位，意即以权利或义务为中心，以权利或义务为基本观念、基本目的、基本作用和基本任务，构筑法规范体系。以主体价值的选择为标准，法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本位——国家本位、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国家利用法实现其政治统治，建立和维护有利于统治阶级利益的秩序，这种以“国家中心”为价值取向的法就是“国家本位”的；主张个人至上，个人利益神圣不可侵犯，认为法是为了维护和促进个体自由的秩序，这种以“个人中心”为价值取向的法就是“个人本位”的；追求社会公共和总体利益的最大化，注重社会整体发展的均衡，保障社会整体效率的提升，这种以“社会中心”为价值取向的法就是“社会本位”的。社会本位假定人作为社会成员彼此之间是联系（连带）的，因而强调，法应当以维护社会利益为基点。经济法是社会化的产物，是适应经济和市场社会化的迫切要求，为解决社会化引起的矛盾和冲突应运而生的。它是社会价值的体现，重在维护社会经济总体结构和运行的秩序、效率、公平、正义，侧重于从社会整体角度来协调和处理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并超越统治阶级的“国家利益”，而关注真正的社会利益，其固有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社会本位。
一、从西方法律思想的视角认知法的社会本位理念
1755年，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摩莱里（Morelly）在《自然法典》的第四篇“合乎自然意图的法制蓝本”中列出了“分配法或经济法”的十二条内容。1843年，另一位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泰奥多尔·德萨米又在《公有法典》的第三章，以“分配法和经济法”为标题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思想。尽管空想社会主义是在“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下，产生的一种不成熟的理论”，但是，“在空想社会主义的法律思想里，甚至包涵了极为丰富的经济法律观点”。我们认为，摩莱里和德萨米的“经济法”理想里已经闪现出“社会本位”的火花。例如，摩莱里的“分配法或经济法”第十条：“每个城市、每个省份的剩余物品运往缺乏这类物品的地区，或者储存起来以备将来需要。”德萨米在“分配法和经济法”中指出：“每个公社至少每年一次将其全部收获、工艺产品等的报表送交中央产业管理局。”前者显示了物资调剂和物资储备的思想，后者则透露出产业管理和宏观调控的思想。总之，《自然法典》和《公有法典》都隐约地表现出对社会经济进行平衡协调和对社会利益给予统筹兼顾的“社会本位”理念。摩莱里和德萨米对经济法实是冥会暗通，在很大程度上把握了经济法的本质。
1865年，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家蒲鲁东（P.J.Proudhon）在其著作《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中提出，法律应当通过普遍和解来解决社会生活矛盾，为此需要改组社会，由“经济法”来构成新社会组织的基础。因为公法会造成政府过多地限制经济自由，私法则无法影响经济活动的整个结构，必须将社会组织建立在“作为政治法和民法之补充和必然结果的经济法”之上。在此蒲鲁东精辟地论证了“经济法”是社会本位的法，即“经济法”是和解社会矛盾的产物，是改组社会组织的基准，是为克服公法（政治法）和私法（民法）的缺陷应运而生的。可见，一百多年前蒲鲁东就对经济法的性质作出了精准的定位，这种极富前瞻性的预见确实难能可贵。
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功利主义的创始人、分析法学的先驱边沁（Jeremy Bentham）认为，政府的职责就是通过避苦求乐来增进社会的幸福，“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乃是判断是非的标准。”这是一种抽象的、宽泛的“社会本位”思想，模糊地把政府职责与社会幸福联系在了一起。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以来，社会法学兴起，他们强调社会、社会连带（合作）、社会整体利益；在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上，相当一部分法学家强调义务，倾向于社会本位。社会法学的出现是20世纪西方法学领域最重大的事件和最突出的成就。其中，利益法学提出，必须把法律规范看成是价值判断，亦即“这样一种看法：相互冲突的社会群体中的一方利益应当优先于另一方利益，或者该冲突双方的利益都应当服从第三方的利益或整个社会的利益。”这是从利益冲突的角度反映出“社会本位”的法律价值理念。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已经触及到了“社会本位”的精髓——社会整体利益优先。社会连带主义法学的创始人莱翁·狄骥（Leon Duguit）认为，国家没有主权，而只有实现社会连带关系的义务；个人也没有权利，而只有服从社会连带关系的义务。这是从国家、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来认识“社会本位”的，其重要意义在于把社会置于国家和个人之上，提出基于社会连带关系的社会最高准则——“客观法”，高于由国家制定的“实在法”，“实在法”的作用在于表示或实施“客观法”，而且必须服从“客观法”。
美国社会学法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罗斯科·庞德（Roscoe Pound）以“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或者说社会控制论作为其法律思想的核心内容，把利益分为三类：个人利益（包括在个人生活中并从个人的角度提出的主张、要求或愿望）、公共利益（包括在政治生活中并从政治生活的角度所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和社会利益（存在于社会生活中并为了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和活动而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他强调，在三类利益中社会利益是最重要的利益，并指出对利益进行分类是为了有效的利用法律保护社会利益，首先利用法律确认社会利益的范围，可称之为立法保护；然后再寻找保护的方法，可视为司法保护。同时，他为了说明法律的目的和作用，把法律的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原始法阶段、严格法阶段、衡平法和自然法阶段、法律的成熟阶段、法律的社会化阶段，并指出从19世纪末以来，法律从抽象的平等过渡到根据个人负担能力而调整负担，法律的重点从个人利益转向社会利益，法律的目的是以最少的阻碍和浪费尽可能地满足人们的要求。另外，他还在1959年出版的《法理学》一书中补充了第六个阶段——世界法阶段，即“一个世界范围的法律秩序”（一种新的万民法，旨在发展人类的合作本性，控制侵略本性）。也许，这种“世界法”的性质就是“社会本位”的必然趋势——“人类本位”吧。庞德的社会法学思想是“社会本位”法律理念发展的里程碑，这既符合了“法社会化的时代潮流”，又极大地推动了社会法的理论和实践。他创立的社会学法学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几乎成为了美国法庭上的官方学说，时至今日，仍然是在美国占支配地位的法学流派之一。
美国法律哲学家埃德加·博登海默(Edgar Bodenheimer)指出，法律试图通过把秩序与规则性引入私人交往和政府机构运作之中的方式，在两种社会生活的极端形式（无政府状态与专制政体）之间维持一种折衷或平衡。似乎也没有一个社会能够消除公共利益的理念，因为它植根于人性的共有成分之中。正义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即赋予人的自由、平等和安全应当在最大程度上与共同福利相一致。我们应当坚持认为，社会取向如果要在裁判法律问题方面起到一种适当尺度的作用，就应当是一种强有力的和占支配地位的趋势。博登海默从秩序和正义的高度，把社会正义视为对个人自由的限制，把社会整体利益作为一种追求平等与自由的均衡，并且预见到“社会正义观的改进和变化，常常是法律改革的先兆”。现代经济法不正是法律基于社会正义的改进和变化而进行改革的产物吗？目的法学派的创始人耶林也认为，法律的目的就是社会利益，社会利益是法律的创造者，是法律的唯一根源，所有的法律都是为了社会利益的目的而产生。而美国20世纪初期现实主义法学家卡多佐则认为，法律的最终起因是社会福利。总而言之，他们的法律思想都极大地丰富了社会本位的理念，既影响了西方法律思想的走势，也为现代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二、从法律理性的视角审视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特征
如果说国外“以社会法学派为代表的法哲学群体以‘社会化’为基调对法律进行了新的观察和理解，突破了近代社会传统的法观念的局限，扩展了法律理论和实践的范围，为现代经济法的产生提供了必须的新的法观念。”那么如今国内法学界则对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特征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初步达成共识。
法理学家认为：“公法与私法的相互渗透，不仅造成了公法与私法的复合领域，而且开拓了既非公法又非私法的新领域。例如，经济法即是民法与行政法相结合的产物。按照传统的法律观点，现代经济法既不归属于公法，也不归属于私法。事实上，经济法既不以国家利益为本位，也不以个人或者个体利益为本位，而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即社会福利本位。法的这种变化是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相适应的。因为无论是传统的公法或是传统的私法都已经无法达到调整社会关系的目的。私法的作用已经无法满足控制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的要求，而公法的过多运用则会影响市场竞争主体的自由和平等，只有将两者的特殊作用结合在一起产生一种新的法律部门，才能适应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日益发展的需要。现代法律是‘交往’的，权利义务的配置来源于参加者的‘交往’。随着社会公共关系的发展，社会公共利益作为一种独立的利益形式也就日益突出，成为人们共同关注的问题。”这段话精辟地阐释了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性质。沈宗灵教授认为，“在我国体现公私法混合性质的法律主要是通称为经济法这一部门法、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环境法等”。张文显教授认为，劳工法、社会保障法、环境保护法、公共交通法、经济法等社会立法不断制定出来，“法律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 of law）成为时代的潮流。毫无疑问，法律是社会的调整器，法律要有效地调整社会必须适应时代精神和社会要求。当公私法建构的社会基础业已发生巨大变革，而我们依然抱残守阙，固守公私法的二分法标准，不能正视公私法融合的发展态势，显然是无法对现实作出合理解释的。
目前，国内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本位的认识有所不同。漆多俊教授认为，“经济法适应生产社会化要求而产生。它是关于国家调节社会经济之法，以社会为本位。”李昌麒教授认为，“经济法所强调的，应当是国家对全局经济生活的干预，因此，它体现的是社会本位。”潘静成和刘文华二位教授认为，“经济法迫于社会化要求，为调和个别主体或私人间的利害冲突，使社会不至毁于一旦而产生，由此决定了其社会本位特性。”王保树教授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以社会公共性为根本特征的经济管理关系，即政府以全社会的名义对经济进行适度干预时所发生的社会关系。”周林彬教授认为：“经济法主要调整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有关社会公共利益的社会关系。”、“经济法的目标是解决个体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的矛盾，兼顾效率与公平，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社会良性发展。”史际春教授认为，“现代经济法为消除无度追求私人利益所生流弊，以组织协调、平衡发展、公有精神之追求为己任，平衡协调原则作为经济法之社会本位的体现和基本要求，无论在宏观抑或微观领域的调整中均发挥着基本指导准则的作用。”刘瑞复教授认为，“国家获得了‘共同的即社会的机能’。在形式上，国家的‘社会机能’与‘阶级机能’分离了。随着经济垄断化的发展，要求立法反映‘社会公共利益’、‘社会福利’、‘社会经济的健全稳定的发展’、‘社会责任’、‘社会经济秩序’等，并将其强制地规范化。”杨紫?@教授认为，“经济法作为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之法，以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主。”刘隆亨教授认为，“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利’的原则是兼顾国家、集体和劳动者个人三者的利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和社会主义物质利益规律的反映，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定经济工作方针政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也是经济法的一个基本原则。”但是，比较多的经济法学家认为经济法属于社会法，即以社会为本位的法。虽然也有一些学者仍旧认为经济法属于公法，但他们并不否认经济法主要是维护和保障社会的共同利益，这实质上是受到了传统公私法划分的思维定式的影响，同时也是我国经济管理和调控“行政化”在经济法领域的缩影。毕竟我国的市场经济才起步不久，许多经济现象被打上了“转轨”的烙印，我们不能苛求学者们在这样一个不成熟的经济环境下创造出一套成熟的经济法理论。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经济法典》（1964年）第二十五条规定：“对法律行为的条件的解释，必须始终符合国民经济发展中整个社会的利益，符合社会主义组织共同协作的要求”。《魏玛宪法》强调“经济生活”的社会成分，处于这一宪法传统之上的《德国基本法》第20条第1款和第28条第1款都规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一个社会联邦国家。依据这一“社会国家原则”，德国的经济行政只能为公共利益、共和国利益服务，必须将其行为放到谋取共同富裕、共同幸福上。日本的金泽良雄认为，“经济法为满足经济性——社会协调性的要求，不仅采取公法的规制，同时也采用了私法方面的规制。从这种意义上说，经济法正是跨于公法、私法两个领域，并也产生着这两者相互牵连以至相互交错的现象。”丹宗昭信、厚谷襄儿认为：国家“必须用具有社会属性的具体的人的集团（劳动者、中小企业、消费者等）来代替现代私法上抽象的‘人’，以这种具体的人作为法律主体，构成保护这些法律主体的实在法”、“这些法律在修正私法这一点上与私法不同，并且和传统公法（即国家对私人）的两面构造也不同，在采取了公私法混合形态这一点上，也不属于公法，可以说形成了第三个法律领域。当今这种法律领域被称之为社会法。”另外，丹宗昭信和伊从宽在其最新著作《经济法总论》中详细地论述了“经济法的社会法的性格”。德国的拉德布鲁赫、法国的阿莱克西·雅克曼等人，则以实在法严格划分法律部门为背景，借助于公法与私法划分的理论，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演变入手，指出传统私法的不足以及经济法产生及存在的合理性，认为从市民法到经济法，是法律随时代变迁而变迁的历史轨迹；经济法为现代法，是对传统民商法的补充与修正；传统私法的不足及社会化，是经济法的法文化基础；民商法以个人为本位，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的确，民商法是以“经济人”亦称“理性人”为基本假设的。利己性和有限理性是“经济人”行为的两个基本特征，其中利己性是“经济人”的灵魂。“经济人”的人性缺陷不可避免地导致市场经济产生种种市场失灵，因此国家愈来愈多地利用手中的权力调整经济，以弥补市场作用之不足。这正是经济法产生的初衷，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经济法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面对日益加快的社会化进程，传统法律部门民法和行政法也在力求适应并作出变革，但由于它们固有的属性使它们并不能完全做到。民法是个人本位、私权本位、自我救济和意思自治的法；行政法是调整公共行政管理关系、以政府为本位、实现国家利益和规范公共行政管理行为的法。民法所信奉的“个体权利本位”思想常常孤立地片面强调社会个体的意志和权利，而忽视甚至对抗社会整体的意志和利益；往往片面强调社会个体的权利和自由，而忽视其为国家、社会所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将权利与义务割裂开来。所以，民法无法对整个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全面、综合、系统的调整。行政法所信奉的“行政权力本位”就是以国家行政机关的意志为主导，并通过行政管理体制和上下隶属关系，形成的命令与服从为特征的调节机制。这在行政领域是绝对必须确立和实行的，在经济领域也是不可或缺的，但完全用它作指导调节社会经济，则常常会造成违背经济规律，影响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协调发展等不良后果。因此，行政法也无法达到保障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发展的目的。
总之，随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相互渗透，某些私人利益受到普遍的公共利益的限制而形成社会利益。私法与公法的相互交错，出现了作为第三法域的中间领域、兼具私法和公法因素的社会法。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立足于整体利益，促进社会经济稳定协调发展。它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根本使命，体现了对我们共同生活的社会的终极关怀。在经济法的眼中，公权力的行使只有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才是必要的、可行的；私权利的行使，只有不违背社会公共利益，才是自由的。传统私法所标榜的所有权神圣、契约自由，在经济法面前得到了修正，竞争法对垄断契约的禁止是典型例证；传统公法中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力，在经济法看来，仅仅是服务社会的工具而已。可以说，经济法在某种程度上使传统的公法和私法达到了一种均衡。
另外，也有人提出民法向社会本位发展的观点，例如有学者认为，19世纪中期以后，出现了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民法思想为之一变，由极端尊重个人自由变为重视社会公共福利，并对三大原则有所修正，于是形成社会本位的立法思想。观之将来民法之趋向，惟有在个人与社会之间，谋求其调和。由法律制度之进化过程观之，民法系由义务本位进入权利本位，最后进入社会本位。我国制定民法典应体现权利本位与社会本位相结合，以权利本位为主，社会本位为辅的立法思想。但是，民商法朝社会本位所做出的一切努力，最终也只能保证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不得损害他人利益。它向社会本位的迈进是有一定限度的——对个体私利的关怀并不必然意味着社会公益的成就；对社会公益的消极尊重也不能替代积极推进。所谓民商法的社会本位，仅仅是对意思表示的外部限制，外在强行性规范的增加以及形式主义的发展。
就我国现有的法律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条明确规定：“为了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制定本法。”这表明民法以个体为本位，首先保护的是私权利。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条也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但是，这说明民法对社会利益的保障是位居其次的，因为个体利益的实现仅以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要件，而并未促成社会公共利益的增加。与此相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一条规定：“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法。”该法第五条第1款规定：“国家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第六条第1款规定：“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一条规定：“为了加强对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明确产品质量责任，保护用户、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制定本法。”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一条规定：“为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制定本法。”该法第三条第1款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为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第四条第1款规定：“国家鼓励、支持和保护一切组织和个人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社会监督。”上述三部法律充分说明：首先，经济法以保护社会整体的利益为首要价值目标；其次，国家（政府）以保障社会整体利益为职责；再次，全社会拥有保证前述目标和职责顺利实现的权利。由此可见，经济法的社会本位观开始成为我国经济立法和司法的基调，尽管这种价值取向无法在我国的经济基本法中得到凸显，但是我们从当前正在起草的《反垄断法》的定位以及社会各界对“王海打假”的反映等各个方面已经看到了这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三、从毗邻学科的视角探索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内涵
经济法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个时代的特定社会背景是：受近代启蒙哲学和古典经济学深刻影响的近代法律体系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已经暴露出严重的局限性。崇尚个人自由的法哲学思想和自由放任的经济学理论是近代民主政治和法律体系的两大理论支柱。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经济法的产生正是对传统法哲学和经济学以及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石上的近代法律体系反思的结果。经济法产生和形成独立部门法的社会根源在于由生产高度社会化引起的社会经济调节机制和现代国家职能的变化，即国家调节机制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形成和发达。由此产生对于保障国家调节的法律部门的需要，经济法于是应运而生。可见，经济法产生的最深刻的经济根源在于生产的高度社会化。
萨缪尔森（P.Samuelson）指出，“现代的人看来已经不再相信：‘最好的政府是管理最少的政府’。”“政府在宪法上的权力被广泛地加以解释，被用来‘维护公共的利益’和‘督察’整个的经济制度”。哪里有市场失灵，哪里就有政府的潜在作用。当存在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s）时，政府可能能够纠正市场失灵，并提高经济效率。亚当·斯密（Adam Smith）用“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这一比喻来描述自利行为如何给社会带来利益：“他盘算的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它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但是，市场作为资源有效配置的基本方式和一种具体制度安排，只能在其最适宜发挥作用的范围和限度内发挥作用，一旦超越了最适宜发挥作用的范围和限度，市场就会失去效用。在现实经济社会中，市场无法自动达到帕雷托最优状态，从而产生“市场失灵”，主要表现在八个方面：（1）市场无法解决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问题；（2）市场无法解决外部效应问题；（3）市场无法解决公共物品的生产和利用问题；（4）市场无法解决社会分配不公问题；（5）市场无法解决垄断问题；（6）市场无法解决经济波动问题；（7）市场对有益和有害物品的调节无视社会道德；（8）市场中存在着信息的不充分和不对称问题。
市场失灵是其自身无法纠正和弥补的，于是就不得不借助政府力量予以矫正和弥补。可见，政府的作用也经历了一个肯定——否定——再肯定的自我扬弃的过程。管制通常是对经济事件或市场失灵感应的特殊回应。管制的历史向我们揭示，结构性的经济变化经常相伴着政府干预市场的新形式。政府对市场配置机制的干预可能会改变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消费和分配行为。尽管对市场参与者行为的监管要支付成本，管制者仍然必须执行政策和强制实施法规。因而，经济法是克服市场失灵之法。然而，政府也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因此“政府失灵”同样不可避免，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1）政府行为并非永远代表公共利益；（2）信息不完全和政府能力有限；（3）政府干预市场的成本扩张；（4）政府机构及其官员的寻租与腐败。鉴于政府与市场都存在着固有的缺陷，为了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这两方面的问题，我们就需要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之外寻找“第三只手”——社会，即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建立一种缓冲力量。当然，这种以社会为本位的“缓冲力量”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因而，经济法是克服政府失灵之法。除此而外，经济法还是经济稳定增长之法，这主要体现在宏观调控领域，并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发展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此处就不再赘述。
目前，国内外的社会学研究者们正在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第三部门”这一前沿课题，这不仅显示出他们在重新看待社会转型时期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市场本身存在的缺陷及其变化性，而且也体现了他们已逐步将注意力放在了政府体制之外的社会利益空间的扩展。“第三部门”的发展壮大，说明社会性力量已经成为国家——市场之外的重要发展因素。另外，二战以后出现了很多非政府组织（社团），使得各国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之唯一代表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有学者认为，“具有非营利性、民间性、自治性的社会团体是一种介于现代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社会组织形式与调节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政府（国家）与市场两个方面的缺陷，起到政府与市场不能起的作用。”还有学者提出，“关于社会团体的法律地位，行政法理论将其抽象为行政相对人，民法理论将其定位于社团法人或不具有法人地位的其他组织，二者对其调整都存在缺陷。由于社会团体代表了独立于国家利益、私人利益之外的第三利益——社会利益，由属于第三法域的经济法进行调整优先。”除此而外，“社会中间层”理论也认为，“政府——中间层——市场”的三层框架，比“政治国家——市民社会”（或“政府——市场”）的两层框架能更好地分析现代市场经济中的现实问题。有学者提出，“政府——中间层——市场”的研究框架产生的“动态的社会契约”基础是：将原先让渡给政府（国家）的一部分权力，让渡给社会中间层；将原先所保留在个人（市民）手中的部分权利，让渡给社会中间层，这种让渡最终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还有学者认为，“以‘市民社会——团体社会——政治国家’的三元社会结构为基础的‘私法——社会法——公法’的法律三元结构论，则有助于解释法律之变迁与法学史上的若干新现象。”当然，我国的社会“中间层”还很不发达，需要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
上述前沿理论从一个崭新的视角观察社会发展赋予经济法的特殊使命，并进一步说明：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特征是需要有深厚的社会基础的，并不能主观臆造或是从外部强加。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社会“中间层”会不断发展壮大，我国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取向将越来越清晰。在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领域”是由营利组织构成的“私人领域”，“政治领域”是以政府组织为主体的“公共领域”，“社会领域”则界于两者之间，是以团体社会为特征的，它被理解成为市场与政府之间的互动领域，也可以说是私域与公域之间的一个弹性空间。正是这种经济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导致第三法域的形成。经济法就是公法与私法交融衍生的“第三法域”的典型代表。
此外，“所谓社会本位之法制，亦仅权利本位法制之调整，绝非义务本位法制之复活。”这句话同样适用于经济法。权利是规定或隐含在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律关系中、主体以相对自由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由此可知，权利的核心内涵是利益，法律也无非是确认、界定、分配、协调、保障和促进利益的调节方式而已。利益来源于对资源的控制，利益的大小取决于对资源控制的多少。然而，社会中的现有资源总是处于匮乏的状态。正如美国社会学冲突理论的代表科林斯所说，“人是社会的但具有冲突倾向的动物”。因此，社会并不是均衡化的，到处都充满了利益冲突。利益冲突是法律的产生之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冲突通常需要靠法律来制衡。就每一个法律部门而言，它不可能毫无主次地平行地保护和实现每一种利益，而只能首先保护和实现一种性质的利益，而后由法律反射进而实现又一种利益。由此，每一个法律部门的法益只能是一个凸现一种利益目标，并由多种利益目标组成的利益保护机构。作为独立而重要的法律部门——经济法而言，也只能是首先保护和实现社会整体利益，并进而保障其他利益的实现。而且，当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以及其他利益相冲突时，经济法还起到了制衡的作用。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正是指它在对经济关系的调整中立足于社会整体，在任何情况下都以社会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为重。
但是，必须明确一个问题，即社会利益不同于国家利益，也不同于公共利益，这三种利益是不能混淆的。公共利益包括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两个方面，公共利益是上位概念，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同为并列的下位概念。在整体上国家代表全局利益、长远利益，但在具体的经济关系中，它仍然是一个特殊的物质利益实体。国家利益是一种抽象性的、中介性的、再分配的、政治性的、未必公共性的利益，它本质上是统治集团的利益。随着社会的演变和人类的进步，社会利益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利益形式，具有整体性、普遍性、可转化性和表现形式的多样性等特征。国家利益并非社会利益，也不能取代社会利益，否则就可能导致非法国家利益“合法化”和对社会利益的限制。国家曾经被认为是一种恶的存在，是不得已之恶，是实现人类自由与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现在国家已经通过干预社会经济来保障社会利益。这仅仅说明国家权力或政府权力的行使只不过是社会利益的代表形式而已，而非社会利益本身。经济法制度设计以社会为本位，为追求社会理性实现，按一定标准把主体分成不同的类，按其功能、地位，给各个“成员”一种独立的和有“选择性”的激励，以“驱使潜在集团中的理性个体采取有利于集团的行动”，即其所有规制旨在保证社会利益实现。
另外，有很多学者认为，从19世纪后半叶起，在经济及其法律调整的实践中，出现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间的隔阂渐次消弭，公法和私法互相渗透、融合之趋势。由此出现了所谓“私法公法化”（如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保护法等）和“公法私法化”（如金融及中央银行法、计划及产业政策法、国有企业法等）现象。法学界的反应则是许多学者认为出现了公私法形态混合，既不属公法也不是私法的第三法域——社会法，社会法包括分别作为法律部门的经济法和劳动法。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法公法化”，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一定程度上的“公法私法化”，都从法律、法学的演变中造就了现代经济法。当然，“公法私法化”和“私法公法化”都只是一种发展趋势，是一个量变的积累过程，仅仅向我们回答了“会怎样”的问题；而经济法的出现和不断成熟则是一个质变的结果，向我们回答了“是什么”的问题。另外还必须强调的是，有学者认为，法律本位是由社会经济形态决定的，从历史发展过程看，经历了一个从家族本位到个人本位，一直到社会本位的历程，社会主义法是社会本位的，公民权利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
综上所述，经济法以社会本位为价值取向，属于社会法，是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制定的，目的在于维护社会正义、交易公平、宏观效率和公共福利。现代经济法以社会利益为本位，要求上至国家机关，下至社会组织和个人，都要对社会负责，即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效益的提高负责。经济法正是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通过对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个体利益的协调，来达到发展社会的目的。所以，经济法固有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社会本位，侧重于从社会整体角度来协调和处理个体和社会的关系，注重社会总体的经济公平；在效率问题上同时注意个体、团体、社会乃至全人类的效率和利益，眼前、长远乃至子孙后代的效率和利益；在秩序问题上同时兼顾个体自由、权利与他人的自由、权利，以及与社会的正常运行发展之间的关系。一言以蔽之，现代经济法是社会本位的法。
注：本文发表于《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5。参考文献请查阅发表的原文。
作者简介：
许光耀：中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王 巍：男，1979年12月生，中南大学法学院经济法专业硕士研究生
bluesword20@sohu.com
重庆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
重庆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
（2006年5月19日重庆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与交通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提高通行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车辆驾驶人、行人、乘车人以及与道路交通活动有关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应当遵循依法管理、方便公众的原则，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道路交通安全工作与城乡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交通需求相适应。
城乡道路规划与建设应当与道路交通安全相协调，合理配置道路资源，完善道路交通基础设施；鼓励优先发展公共交通，使用清洁能源。
第五条 市人民政府公安部门是本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主管机关，各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交通、建设、市政、农机等部门，依据各自职责，负责有关的道路交通安全工作。
第六条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应当加强科学研究，采用先进技术，提高管理信息化程度，逐步实现信息和资源共享。
第七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组织下，提供志愿服务，协助维护道路交通秩序。
依法成立的机动车驾驶人组织，应当协助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等辅助性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第八条 单位和个人依法参与道路交通活动受法律保护，对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行为有劝阻、举报的权利。
对道路交通安全工作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表彰、奖励。
第二章 车辆和驾驶人
第一节 机动车
第九条 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并领取机动车行驶证后，方可上道路行驶。尚未登记的机动车需要上道路临时移动的，应当取得临时通行牌证。临时通行牌证有效期不得超过三十日；确需延期的，经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批准，可延长三十日。
取得本市核发的行驶证的机动车，应当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领取交通信息卡，上道路行驶时应随车携带。
机动车交通信息卡不得转借、冒用；遗失、损坏的，应当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补领或者换领。
机动车牌号实行计算机公开随机选取。
第十条 机动车所有人实际住所地址、联系电话等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交有关变更资料。
第十一条 已达到国家强制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不得上道路行驶，其所有人应当及时办理注销登记手续。
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和驾驶人应当按照国家机动车安全技术标准和本市有关规定，对车辆进行维护和保养，保持车况良好、车容整洁、排放合格。
第十二条 经登记后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定期参加安全技术检验。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合格证明，核发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时，应当对机动车的技术参数和车辆类型、厂牌型号、颜色、发动机号码、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码）等主要特征进行确认，与全国被盗抢机动车信息系统比对，核查机动车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记录和交通事故处理情况。
机动车涉及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未接受处理、发生交通事故逃逸或者驾驶人拒不接受调查、处理的，不予核发检验合格标志。
第十三条 上道路行驶的汽车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载货汽车与大、中型载客汽车和出租汽车车身应当喷涂车辆所有人名称或者所在地区，载货汽车与大、中型载客汽车还应当分别喷涂核定载质量、核定载客人数、放大的本车牌号等；
（二）配备有效的灭火器具、急救包、故障车警告标志等；
（三）重型、中型载货汽车应当按规定安装侧、后防护装置；
（四）车身两侧的车窗和前后窗不得放置、粘贴、喷涂妨碍安全驾驶的物品、文字、图案，不得使用镜面反光遮阳膜；
（五）道路施工养护、环卫清扫、设施维修及绿化等道路作业车辆，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技术标准规定；
（六）用于公路营运的载客汽车、重型载货汽车、半挂牵引车以及危险品运输车辆应当安装、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行驶记录仪；
（七）危险品运输车辆车身前后及两侧应当喷涂或者悬挂醒目的危险品警告标志。
第十四条 上道路行驶的教练车应当安装副制动器及其它安全防护装置，车身两侧及后部喷涂或者粘贴教练字样，悬挂教练车号牌。具体办法由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定。
第十五条 学校、幼儿园自备或者租用的专门用于接送学生和学龄前儿童的车辆应当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规定，保持车况良好，喷涂或者放置校车标识。车辆、行驶时间和线路应当报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备案。
第二节 非机动车
第十六条 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人力车、三轮车、畜力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并领取牌证后，方可在允许其通行的道路上行驶。自行车不实行登记。
非机动车登记工本费标准由市价格主管部门规定。
第十七条 按规定登记的非机动车应当具备转向、制动等装置，并符合国家有关非机动车安全技术标准或者规范。
第十八条 申请非机动车登记，应当提交车辆所有人身份证明、车辆来历证明和产品合格证。
下肢残疾的残疾人可以申请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登记。每位残疾人只能申请登记一辆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并限于自用。申请人的具体条件由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非机动车牌证由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定式样并监制。
第十九条 已登记领取牌证的非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办理相应的变更登记、转移登记或者注销登记，并提交车辆所有人的身份证明：
（一）所有权发生转移的；
（二）登记内容变更的；
（三）非机动车灭失的。
第二十条 已登记的非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应当按规定悬挂号牌，并保持号牌清晰、完整。
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非机动车牌证。
非机动车牌证损毁或者遗失的，应当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补领。
第二十一条 滑轮车、手推车等机具不实行登记，只能在允许其通行的道路上行驶。
第三节 机动车驾驶人
第二十二条 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并按规定使用、审验。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转借、冒用、伪造、变造、骗领机动车驾驶证。
第二十三条 取得本市核发的机动车驾驶证的驾驶人，应当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领取交通信息卡，驾车时随身携带。
驾驶人的交通信息卡不得转借、冒用；遗失、损坏的，应当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补领或者换领。
第二十四条 驾驶营运机动车的驾驶人应当参加机动车驾驶人组织开展的交通安全教育培训，每年不少于二十四学时。
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在一个记分周期内累积记分达到十二分的，应当在十五日内到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者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受为期七天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的教育培训。教育培训费用由当事人承担。
第二十五条 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从事机动车和机动车驾驶证代理业务。依法从事机动车登记、机动车驾驶证的换证和补证代理业务的中介机构应当将营业执照、从业人员基本情况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备案。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得增设备案条件。
第三章 道路通行条件
第二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主管部门应当保障道路、停车场、道路配套设施与道路交通信号的规划、设计、建设、养护与管理符合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的要求，合理利用道路资源，提高道路服务水平与通行能力，消除道路安全隐患。
第二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大乡道、村道建设投入，逐步改善道路通行条件，保障农村居民出行安全。
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乡道、村道的规划、设计、建设、验收、管理、养护以及交通安全设施设置的指导。
乡道、村道的陡坡、急弯、连续弯道、视线不良及其他危险路段，应当设置交通标志和交通安全设施。
第二十八条 城市新建、改建、扩建的大（中）型公共建筑、商业街区、居住区等重大建设项目进行可行性论证时，应当进行道路交通影响评价。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实际情况，提出意见。
第二十九条 新建、改建、扩建城市道路，应当同时规划、设计、建设、验收道路交通违法记录系统、道路交通信号、港湾式车站、吸能式安全防护设施等交通安全设施。
急弯、陡坡、临崖、临水等危险路段以及下边坡高度为六米以上的路段，应当设置交通指示、警告标志和安全防护设施。
住宅区或者单位内部供社会车辆通行的道路，应当设置交通标志、标线及其他交通安全设施，并接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导和监督。
第三十条 在城市道路上设置人行横道线应当同时设置其他相应的人行交通信号。
车辆流量较大、行人稀少的路段，可以设置触摸式人行横道信号灯。在盲人通行较为集中的路段，人行横道信号灯应当设置声响提示装置。
人行横道线处的人行道，应当设置无障碍通道。
第三十一条 停车场的规划、建设、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城市道路交通状况，科学合理规划，促进停车场建设，满足社会停车需求，加大停车引导系统建设和停车场管理科技投入，提高停车场利用效率。停车场建设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
建筑物配建的停车场不得擅自停止使用或者改作他用。鼓励单位自用停车场向社会开放，停车场管理部门应当加强监督、管理。
在不影响车辆、行人通行与安全的路段，市政等行政主管部门可以会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批准设置临时停车泊位，并规定停车泊位的使用时间，设置警示标志。在交通情况发生变化，影响车辆、行人的通行或者安全时，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决定取消临时停车泊位和相应的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并通知相关部门。
第三十二条 开辟、调整公共汽车、营运载客汽车、旅游汽车线路和停靠站点，应当符合交通规划和安全、畅通、方便出行的要求。交通、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在批准前，应当征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同意。
影响车辆、行人通行或者安全的公共汽车、营运载客汽车、旅游汽车线路和停靠站点，应当及时进行调整。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根据交通管理情况，在不影响车辆、行人通行与安全的地方，设置校车等临时停靠点。
调整区域交通通行线路的，应当公开征求意见。
第三十三条 在城市道路上占用、挖掘道路或者跨越、穿越道路架设、增设管线设施以及在道路上设置机动车出入口等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的行为，应当征得道路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同意。
第三十四条 道路作业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固定作业应当在作业区范围设置符合国家技术规范、标准的安全防护设施、施工标志和变更车道指示标志、注意危险警告标志等，夜间开启示警灯；移动作业时，应当在路段上设置可移动的作业标志。
（二）移动作业车辆、机械应当喷涂明显的反光标志图案，作业时开启示警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
（三）作业人员应当按照规定穿着反光服饰、佩戴反光安全帽，注意避让过往车辆。
过往车辆对作业车辆和人员应当注意避让。
第三十五条 单位和个人不得违法占用道路摆摊设点或从事车辆修理、清洗、维护、装饰等经营活动。
第三十六条 在道路上及道路两侧设置户外广告设施、霓虹灯或者建设建（构）筑物，不得遮挡、干扰交通标志、交通信号灯，不得妨碍安全视距，不得影响通行。
新建横跨道路的管线、道路附属设施、交通管理设施等，从地面起净高不得低于五点五米。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技术规范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章 道路通行规定
第一节 机动车通行规定
第三十七条 在道路同方向划有两条以上机动车道的，左侧为快速车道，右侧为慢速车道。在快速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应当按照快速车道规定的速度行驶，未达到规定行驶速度的，应当在慢速车道行驶。重型货车、中型货车、低速货车、三轮汽车、牵引车、轮式专用机械车、拖拉机、摩托车，以及实习期驾驶人驾驶的机动车，应当在慢速车道行驶；其中，牵引车、轮式专用机械车、拖拉机、摩托车只能在最右侧车道行驶。
第三十八条 机动车进入实线标线划分车道的路段后，以及进入导向车道后，不得变更车道。
第三十九条 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线标明的速度。
机动车在没有限速标志、标线的道路上行驶不得超过下列最高行驶速度：
（一）没有道路中心线的道路，城市道路为每小时三十公里，公路为每小时四十公里；
（二）同方向只有一条机动车道的道路，城市道路为每小时五十公里，公路和封闭的机动车专用道路为每小时七十公里；
（三）同方向划有两条以上机动车道的道路，城市道路为每小时七十公里，公路和封闭的机动车专用道路为每小时八十公里。
第四十条 机动车在夜间或者在隧道内行驶时，或者在遇有雾、雨、雪、沙尘、冰雹等低能见度情况下行驶时，应当开启前照灯、示廓灯和后位灯；在雾天行驶时，应当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
机动车转弯、变更车道、超车、掉头、靠路边停车时，应当提前三十米开启转向灯。
第四十一条 道路上同方向左右两侧车道的机动车向同一车道变更车道时，右侧车道的机动车让左侧车道的机动车先行。
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有让行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让优先通行的一方先行；
（二）没有让行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在进入路口前停车观察，让右方道路的来车先行，但转弯的机动车让直行的车辆先行。
第四十二条 机动车载物应当符合规定，确保附载作业人员安全。在城市道路上，核定载质量零点六吨以下的小型货车，附载作业人员不得超过一人；其他小型货车附载作业人员不得超过三人。
自卸货车不得附载作业人员。
第四十三条 机动车在道路上发生故障、交通事故，难以移动的，应当按照规定采取安全警示措施。驾驶人、乘车人应当迅速离开车辆，转移至安全地点。
第四十四条 牵引车辆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使用软连接牵引的，应当设置示警标识；
（二）牵引载运危险品的车辆应当由专业人员操作；
（三）挂车、拖拉机、载运危险品的车辆不得牵引车辆；
（四）不得牵引轮式专用机械车及其他轮式机械。
第四十五条 驾驶机动车不得熄火滑行，不得故意在道路上慢驶。
第四十六条 机动车在城市道路允许临时停车的路段临时停车时，应当按顺行方向停留并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车身右侧距路缘不得超过三十厘米，驾驶人不得离车。临时停车不得影响其他车辆或者行人的通行。
第四十七条 机动车行经漫水路或者漫水桥时，应当停车察明水情，辨清道路轮廓，确认安全后，低速通过。
第四十八条 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
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避让。
第四十九条 营运载客车辆应当在规定的停靠站（港）内停车上下乘客，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依次进出站；
（二）停车时，车身右侧距路缘不得超过三十厘米；
（三）不得在停靠站（港）内待客、滞留；
（四）不得使用扩音装置揽客。
第五十条 机动车试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照规定放置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临时号牌；
（二）由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三年以上的驾驶人驾驶；
（三）按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规定的时间、路线进行；
（四）不得搭乘与试车无关的人员；
（五）不得在道路上进行制动测试。
第五十一条 拖拉机不得在高速公路、大中城市中心城区内的道路上行驶。其他禁止拖拉机通行的道路，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征求农机部门意见后规定。
第五十二条 叉车、履带式专用机械等不得上道路行驶。
轮式专用机械车上道路应当按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时间和路线行驶。
第二节 非机动车、行人和乘车人通行规定
第五十三条 禁止人力车、畜力车、三轮车在上午七点至晚上八点在主城区主干道上通行。
第五十四条 非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有非机动车道的，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没有非机动车道的，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在距道路右侧边缘两米的范围内行驶，残疾人机动轮椅车、人力车、三轮车、畜力车在距道路右侧边缘二点五米的范围内行驶。
（二）行经人行横道时避让行人。
（三）不得在车行道上停车滞留。
（四）设有转向灯的，转弯前开启转向灯；无转向灯的，伸手示意。
（五）制动器失效的，不得在道路上行驶。
（六）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未成年人驾驶的自行车不得载人。
（七）自行车在各区县（自治县、市）政府所在地的城市建成区行驶，不得载人；其他地区驾驶自行车可以搭载一人，搭载六周岁以下儿童应当设置固定座椅。
（八）三轮车、畜力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载人数。
第五十五条 行人应当在人行道上行走；没有人行道的，应当在距道路边缘一点五米的范围内行走。
行人通过路口或者横过道路，应当走人行横道或者过街设施；通过有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应当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人行横道的路口，或者在没有过街设施的路段横过道路，应当在确认安全后通过。
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城市道路、公路上组织开展体育锻炼、商业宣传、文艺表演等集体活动。但经公安机关批准的大型群众性活动除外。
第五十六条 车辆未停稳前，乘车人不得上下车。乘坐机动车时，身体和携带物品不得伸出车外，不得向车外抛洒物品。
第五章 交通事故预防与处理
第一节 交通事故预防
第五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有计划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提高公民的道路交通安全意识，制定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划，并组织实施。
乡镇人民政府可以根据乡村道路交通特点，组织人员，采取措施，制止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预防交通事故。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应对自然灾害、恶劣气象条件以及其他人为、自然突发事件的道路交通安全应急、救援预案，并组织演练。
第五十八条 机关、部队、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应当建立道路交通安全防范责任制度，落实本单位机动车驾驶人的道路交通安全教育培训、考核工作。
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有关单位，应当制定公益性年度道路交通安全宣传计划，包括发布公益性广告，宣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介绍道路交通安全知识和交通事故典型案例等。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配合。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督促学校、幼儿园加强学生和学龄前儿童的交通安全教育，严格校车安全管理，落实交通安全责任。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定期向社会公布学校、幼儿园交通事故发生情况。
第五十九条 市和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组建的交通协管组织协助交通警察维护车辆、行人交通秩序，劝阻和制止非机动车和行人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
第二节 交通事故处理
第六十条 未造成人身伤亡且车辆能够移动的交通事故，当事人应当先撤离现场，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再协商处理损害赔偿事宜。
发生道路、供电、通讯等设施损坏的交通事故，机动车可以移动的，驾驶人应当将机动车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报警等候处理。
发生人身伤亡的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保护现场，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第六十一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布交通事故报警电话，方便群众报警。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接到交通事故报警后，应当在三分钟内出警，并立即赶赴现场。
交通警察应当维护现场秩序，组织现场救援等，并按照有关现场勘查规范勘验、检查交通事故现场。勘查完毕，交通警察应当清理现场，登记遗留物品，迅速组织撤除现场，指挥、疏导车辆、行人，恢复交通。对拒不撤离现场的，予以强制撤离。交通恢复正常前，交通警察不得离开现场。
当事人应当服从交通警察指挥，及时将交通事故车辆、物品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协助恢复交通。当事人不服从及时移动车辆、物品的指挥或者难以自行及时移动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及时通知有关单位代为当事人将车辆、物品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所需费用由当事人承担。
故障车的清理适用本条第三款的规定。
第六十二条 因案情需要，对交通事故当事人的生理状况、精神状况、伤残程度、人体损伤程度、尸体、未知名尸体人身识别、财产损失、车辆及其行驶速度、痕迹、物品以及现场的道路状况等进行检验、鉴定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派专业人员或者委托具备资格的机构进行。
第六十三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及其过错的程度，确定交通事故责任，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
第六十四条 交通事故关键证据未收集到，而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交通事故事实的，经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批准，中止交通事故认定，并书面告知当事人。中止原因消失后，再作出交通事故认定。
交通事故事实无法查证的，经当事人申请，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书面载明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当事人情况及调查得到的事实，在十日内分别送达当事人。
第六十五条 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认定书有异议的，可以在接到交通事故认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复查一次。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组织调查，并自受理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决定。对确有错误的，作出予以撤销的决定，并责成原承办单位重新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对交通事故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认定适当的，书面回复申请人。
承办单位拒不执行撤销决定的，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直接予以变更。
第六十六条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权利人、义务人之间自行协商处理损害赔偿，达成协议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予以确认。
第六十七条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损失超出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的部分，机动车一方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一）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的过错在交通事故中起全部作用的，在封闭道路上机动车一方承担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在其他道路上机动车一方承担百分之十一至百分之二十的赔偿责任；
（二）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的过错在交通事故中起主要作用的，机动车一方承担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五十的赔偿责任；
（三）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与机动车一方的过错在交通事故中作用相当的，机动车一方承担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的赔偿责任；
（四）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的过错在交通事故中起次要作用的，机动车一方承担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九十的赔偿责任。
（五）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无过错的，机动车一方承担百分之百的赔偿责任。
第六十八条 在追缉交通事故逃逸或者抢救伤者等紧急情况下，交通警察可以征用单位或者个人的交通工具和通信工具，用后及时归还，并支付必要费用；对造成损坏的，应当修复或者赔偿。
第六十九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建立物证管理制度。车辆零部件、法医物证等交通事故认定关键物证，应当登记、拍照，科学保存，以备核查。
第六章 执法监督与警务保障
第七十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对交通警察进行职业道德教育、法制教育和交通安全管理业务培训、考核，提高交通警察的职业道德素质和业务素质。考核不合格的，不得上岗执行职务。
第七十一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交通协管组织应当公正、严格、文明执法，不得滥用职权。
第七十二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受理机动车登记申请时，对申请材料齐全并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在规定的时限内办结。对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对不予受理、登记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将有关机动车登记的事项、条件、依据、程序、期限以及收费标准、需要提交的材料等在办理登记的场所公示。
第七十三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公开举报电话，接受社会和公民的监督。对交通警察执法不公、徇私枉法、不积极履行职责的违法违纪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进行检举和控告。收到检举和控告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严肃查处，并及时将查处结果告知检举人、控告人。
第七十四条 交通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受法律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当给予支持和协助。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七十五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应当及时纠正并依法予以处罚。对情节轻微、未影响道路通行的，可以指出其违法行为，给予口头警告后放行。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委托交通协管组织，对乡道和村道上发生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实施警告或者五十元以下的罚款。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委托交通协管组织，对非机动车和行人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实施警告。
受委托执法组织的执法人员应当取得相应的行政执法资格，并持证上岗，依法履行职责。
第七十六条 行人、乘车人、非机动车驾驶人违反本条例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根据情节的轻重，处警告或者十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本条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
滑轮车、手推车等机具在禁止其通行的道路上行驶的，由交通警察责令其立即改正，并处警告或者五十元罚款。
第七十七条 机动车驾驶人违反本条例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根据情节的轻重，处警告或者一百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本条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
第七十八条 驾驶非机动车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五十元罚款：
（一）醉酒后在道路上驾驶的；
（二）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登记而未登记的非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三）上道路行驶，不按规定悬挂号牌或者未保持号牌清晰、完整的；
（四）不符合下肢残疾条件的人驾驶残疾人机动轮椅车上道路行驶的。
第七十九条 使用伪造、变造的非机动车牌证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伪造、变造的牌证予以收缴，并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第八十条 驾驶机动车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一百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一）未配备有效灭火器具、急救包、故障车警告标志的；
（二）在实习期内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驾驶机动车的；
（三）载货汽车与大、中型载客汽车和出租汽车车身未按规定喷涂车辆所有人名称、所在地区、核定载质量、核定载客人数、放大的本车牌号或者字样不清晰的；
（四）违反交通信号行驶的；
（五）驾驶货运机动车载物遗洒、飘散的；
（六）机动车污染物排放超标或者排放黑烟的；
（七）未携带交通信息卡的；
（八）未登记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无临时通行牌证或者临时通行牌证失效的；
（九）危险品运输车辆车身前后及两侧未按规定喷涂或者悬挂危险品警告标志的；
（十）未保持号牌清晰、完整的；
（十一）在禁止鸣喇叭的区域或者路段鸣喇叭的。
机动车驾驶人有前款第一项、第三项、第六项、第九项、第十项情形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机动车行驶证，责令其改正，改正后立即发还；有第五项情形的，责令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或者驾驶人清扫遗洒、飘散物；有第七项情形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机动车驾驶证或行驶证，当事人提供交通信息卡的，应当立即发还；有第四项情形的，可以并处暂扣一个月机动车驾驶证。
第八十一条 在道路上教学机动车驾驶技能，未使用教练车或者未按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路线、时间教学的，对教练员处警告或者一百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第八十二条 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二百元以上三百元以下罚款：
（一）使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的；
（二）未按规定参加机动车驾驶证审验或者机动车驾驶证审验不合格的；
（三）在一个记分周期内累积记分达到十二分的；
（四）使用扩音装置揽客的。
机动车驾驶人有第一项情形的，可以并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有第四项情形的，对扩音装置予以收缴。
第八十三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三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一）机动车驾驶人在机动车驾驶证被公告停止使用期间或者被依法扣留期间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二）驾驶未取得检验合格标志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三）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或者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四）转借、冒用、骗领机动车驾驶证的；
（五）未按规定喷涂明显反光标志图案的道路移动作业车辆、机械上道路作业的；
（六）擅自设置、移动、损毁、涂改道路交通标志、标线、信号灯或者其他道路交通安全设施的；
（七）驾驶叉车、履带式专用机械上道路行驶的；
（八）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行为人有前款第六项情形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恢复原状。
第八十四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立即改正或者限期恢复原状，可处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一）道路作业未按规定设置施工标志和变更车道指示标志、注意危险警告标志或者不按批准的路段、时间进行施工的；
（二）未经批准在道路上设置机动车出入口的；
（三）未经批准在道路上擅自设置临时停车泊位的；
（四）改变机动车型号、发动机号、车架号或者车辆识别代号的；
（五）擅自改变机动车车身颜色，更换发动机、车身或者车架等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的。
第八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影响交通安全畅通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迅速恢复交通；拒不执行的，强制排除妨碍，所需费用由行为人承担：
（一）违反本条例规定设置户外广告设施、霓虹灯等或者建设建（构）筑物的；
（二）未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同意，擅自在城市道路上占用、挖掘道路或者跨越、穿越道路架设、增设管线设施的；
（三）违法占用道路摆摊设点或从事车辆修理、清洗、维护、装饰等经营活动的。
第八十六条 机动车驾驶人因过错导致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可以处暂扣一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机动车驾驶证；但是，按照本条例规定先行撤离现场再进行协商处理的除外。
第八十七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现场查获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并出具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通知书的，违法行为人应当在接到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受调查、处理。无正当理由逾期不接受调查、处理的，公安部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吊销其机动车驾驶证。
第八十八条 对利用交通技术监控手段查获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通过邮件和重庆公安交通管理信息网等有效方式告知车辆所有人或管理人。
车辆所有人或管理人应当自告知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受调查、处理。
第八十九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发现机动车有未处理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录的，可扣留机动车行驶证，并书面通知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或者驾驶人及时接受处理，处理完毕后，立即发还机动车行驶证。
第九十条 交通警察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在作出行政处分决定前，可以停止其执行职务，必要时可以给予禁闭：
（一）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发放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驾驶证的；
（二）不按规定将依法收取的费用、收缴的罚款及没收的违法所得全部上缴国库的；
（三）当场收取罚款不开具罚款收据、不如实填写罚款额的；
（四）违反规定拦截、检查正常行驶的车辆的；
（五）违法扣留车辆、机动车行驶证、驾驶证、车辆号牌的；
（六）非执行紧急任务时使用警报器、标志灯具的；
（七）接到交通事故报警后不及时出警，发生严重交通阻塞时不及时疏导的；
（八）歪曲事实，故意出具错误或虚假交通事故认定书的；
（九）不履行其他法定职责的。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
第九十一条 交通警察利用职权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索取、收受贿赂，或者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九十二条 拖拉机登记和检验、拖拉机驾驶证申领和使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九十三条 本条例自2006年9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