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改草案的决议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7 16:56:15 浏览:9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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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改草案的决议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改草案的决议
（1980年4月16日通过）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改草案）》，决定将这一草案印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有关部门征求意见，修改后提请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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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职业化的界定
杨亚新
对法官职业化的概念的理解，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有着不同的界定。
学术界对法官职业化提出不同的界定，主要有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法官职业化是指法官不仅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履行国家公职人员的职责，而且更重要的是属于特别职位，以特殊的工作方式，实现特别的职能—法律裁判职能。第二种观点认为，法官的职业化是指人们一旦尤为法官，便应与政治事务、经济行为和繁芜感性的社会思潮长期稳定地保持相对疏离，中立地、恪尽职守地从事审判工作而不应在担任法官的同时从事其他经营以获取利益，国家则应为法官的职业行为提供成熟有效的保障和约束规范作为制度基础，包括法官的职业资格制度、法官的职业培训制度、法官的职业保障制度、法官的职业责任与职业道德机制。第三种观点，英国著名法学家庞德认为，法律职业是指“一群从事一种有学问修养的艺术，共同发挥替公众服务的精神，虽然附带地以它谋生，但仍不失其替公众服务的宗旨”。第四种观点认为，法官职业化是指法官以行使国家审判权为依托，在正当的法律程序制约下，根据对法律的娴熟的理解及信奉，通过独特、敏锐的分析和判断力，以其中立的地位、毫无偏私的良心，在内心确信的状态下，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作出裁判以实现社会正义的精英化的职业群体。以上四种观点，从不同的角度强调法官职业化的特点，都有一定的合理之处，值得肯定。
法官职业化，最早见于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末的文件，2002年作为法院队伍建设总体思路正式确立下来。在2002年7月制定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明确规定：法官职业化，即法官以行使国家审判权为专门职业，并具备独特的职业意识、职业技能和职业地位。法官职业化就是通过一定方式，逐步使法官职业形成一个拥有共同专业的法律知识结构和独特的法律思维方式，具有强烈社会正义感和公正信仰的整体，具有仅属于该群体的职业传统和职业气质。而这种传统、气质又尤为一种强大的内在力量，能够确保法官具有抵御外界干预的勇气和能力。同时，对引导、培养整个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治精神起到不可替代的示范作用。
在法治国家，法官之所以要求职业化，主要是以下三个原因决定的：
1、法官职业规律的要求
法官是一种从事审判活动的职业，审判具有自身的规律，只有具有专门知识与经验的人才能胜任法官职位。在古代社会，法律尚不发达，当时的纠纷主要靠习俗、伦理加以调解，虽然也会诉诸法律，但法律上的裁判并不复杂，因而从事法律裁判并没有尤为一个专门的职业，裁判只是一种从属性的、领队性的事物。随着法律在社会生活中作用的逐步扩大，法律裁判就尤为一种专门性的知识，无此知识就不能从事此项工作。特别是在现代社会，法治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法律的专门化程度来越高，因而对法官职业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法官职业保障的要求
法官从事的是一种裁判活动，这种活动的特点是不有从总体上增加社会福利，而只能损此增彼，这也是一种校正的公正。在这种情况下，裁判活动是通过减损一方利益而增加另一方利益的方式实现法律上的公正，利益受到减损一方必然对此不满。因此，法官的职业必然应当获得法律保障，也就是要求法官职业具有稳定性，不受外在因素影响，以保证法官在没有外在压力的情况下进行法律上的判断。
3、法官职业素养的要求
法官从事的是一种专门性工作，因而需要具有专门性知识，这就对法官的职业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法官的职业素养，不仅仅是专门知识，更重要的是政策水平与道德素质。这种职业素养是在长期从事审判工作中形成的，并且与法官职业特点相吻合的。只有实现了法官职业化，才能将法官职业素养的要求现实化。同样，法官作为一种职业，也有其特殊的职业素养上的要求，甚至法官还应具有特殊的气质、特殊的思维方法，乃至于特殊的生活方式，例如，法官不能随意出入娱乐场所，尽量少的交友，孤独的生活方式等。这些职业素养对于保证法官的公正裁判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些职业素质是在长期从事法官职业活动中养成的，只有职业化的法官才具备的。
对照以上三个方面不可否认我国目前的法官职业化程度还是较低的。一方面，法官职业的准入门槛较低，虽然近年来随着推行统一司法考试法官职业的准入门槛逐年提高，但由于历史原因，现在法院内不有相当一部分不能胜任法官职业的人，这些人应当通过一定的途径，或者尤为称职的法官，否则予以淘汰。另一方面，法官职业的稳定性还不够，在目前的法官管理体制下，法官，包括庭长、院长是由同级人大选举或者任命的，归属于地方管理。由此可见，实现法官职业化对于保证司法公正具有重大意义。
法官职业化意味着精英化，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在实现法官精英化的时候，如何与司法的大众化相协调，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应该说，法官职业化本身也是存在局限性的。这种局限性，如同我国学者所言，包括精英与社会脱节的必然倾向、割断法律与社会的联系的可能、判决的形式化、法律运行中的繁文缛节、法律行业的垄断性、诉讼程序消耗大量财力和时间，等等。在这些局限当中，最大隐患在于与社会的脱节。法官职业化容易形成职业垄断与封闭，并且与社会相隔绝。在这种情况下，司法就不能及时反映社会要求、倾听公众呼声。尤其是在当今西方法治国家出现的过度职业化的情况下，其司法改革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引入大众参与司法活动。关键的问题在于：我国目前的司法现状不是过度职业化，而是未能实现职业化，正在从法官的非职业化向职业化过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尽管也应当警惕过度法官职业化可能带来的危险，但仍应以实现法官职业化作为司法改革追求的目标。
北安市人民法院 杨亚新
老案例的新视角
刘建昆
这是一个比较老的案例。原评析者认为，本案在适用法律上，适用“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因而适用《水法》以及《河道管理条例》。我们认为这是不准确的。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道路一样，河川是普遍承认的行政公物，对于行政公物的保护，性质上是公物警察权（是否警察机关在所不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国家保护水工程及堤防，护岸等相关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毁坏”。因此与日本一样，我国的水工程及堤防，护岸等相关设施，是公物法上的法定公物种类，受到行政法上公物警察权的特别保护。
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是，我国的土地采取国有政策。《土地管理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其中“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土地的所有权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因此，一般意义上的国有土地，也是行政法上的公物。
道路、河川都依附于土地之上，那么据此可否认为道路公物、河川公物与土地公物之间是否存在特别法与普通法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这是不恰当的，道路法上的公物和水法上的公物与土地法上的公物涉及的是不同种类的并列的法定公物，而不应认为《公路法》《水法》是《土地管理法》的特别法。
本案中的“渠留地”即“护堤地”，已经征用的护堤地应该视为河道公物的组成部分而认定为水法上的公物。我国《河道管理条例》规定：“本条例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河道(包括湖泊、人工水道、行洪区、蓄洪区、滞洪区)。”第二十条规定：“有堤防的河道，其管理范围为两岸堤防之间的水域、沙洲、滩地 （包括可耕地）、行洪区，两岸堤防及护堤地。”
值得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我国尚存在非国有的护堤地。《四川省河道管理实施办法》规定：“划定的护堤地、护岸地，土地所有权、使用权不变，但应服从河道主管机关的防洪安全管理；国家专门征用作为护堤地、护岸地的土地，由河道主管机关管理使用，并按规定办理土地确权手续。”未征用的护堤地究竟系理论上的“预定的公物”还是一种行政法上的地役权？其法律地位尚有研讨的必要。
二○○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附录：
【案情介绍】1988年7月，某灌区管理总局总干渠管理局（以下简称总干局）为解决基层干部职工住房问题，在其经营管理的总干渠渠留地范围内规划出18000平方米给职工自建住宅，收取部分林地补偿费。?
1992年11月23日，某市土地管理局依照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和市政府“关于开展全市农业建设用地清查工作的通知”及“关于处理违法占地问题的暂行规定”的有关规定，以总干局买卖土地为由，对其作出处罚决定：1.没收出卖土地的违法所得；2.处以每平米3元的罚款。总干局对此决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经法院开庭审理，认为总干局批准在护堤上建房的行为，直接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河道管理条例》的明确规定，应适用这个法律规范由河道主管机关处理。土地管理部门对该案的处罚属越权行为，应撤销土地行政处罚决定，建议河道主管机关对该案依法查处。??
【法律评析】
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对非法在渠留地上建筑住宅的行为进行处罚应适用水法还是土地管理法。此案涉及到土地管理法与水法在适用范围上的关系问题。土地管理法是关于土地管理的一般法，在森林、草原、矿产、水资源等领域也会遇到与他们相关的特定土地管理问题，而森林法、草原法、矿产资源法、水法等对此所作的具体相对于土地管理法而言则是特别法，按照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的法律适用原则，在出现这种法律规定重叠的情况下应当优先适用特别法。?
本案当中，总干渠渠留地虽然属于土地的范畴，但是，由于总干渠作为人工水道属于水工程，而渠留地即为护堤地，所以渠留地同时也是水工程的组成部分，属于水工程的保护范围。在护堤地上建房的行为，其直接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河道安全的保护和管理，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土地使用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国家保护水工程及堤防，护岸等相关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毁坏”。总干渠及渠留地等附属设施的安全受到水法的保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当中均对违法占用土地的行为规定了行政处罚条款。根据前述原则，应当适用水法。
这里还要讨论一个问题，在特别法方面可适用行政法规等低层级法？我们认为，低层级法有两种情况，即执行性（或解释性）和创制性，但一般都是执行性和解释性的，创制性较少。执行性和解释性低层级法的适用必须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有与一般法处于同一效力层次的特别法（以下简称高法）。在本案中水法作为特别法与一般法即土地管理法处于同一效力层次，是特别法中的高法；（二）高法对调整对象作出某中性质的规范，低法必须以此为依据加以具体化。在本案水法对危害水工程的行为规定行政处罚条款，《河道管理条理》在相应条款中加以具体化，不能增删、扩缩，并在此前提下，低法制度中可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在本案中《河道管理条理》是国务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的授权制定的实施细则性质的行政法规，在规范的内容上没有超出水法的授权范围，没有任意增删与扩缩。本案涉及的《河道管理条理》第二条规定人工水道属于河道，第二十条规定护堤地属于河道管理的范围即是在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羁束性规定的前提下，具有自由裁量性质的规定。综上所述，本案中《河道管理条例》是应当适用的。
杨亚新
对法官职业化的概念的理解，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有着不同的界定。
学术界对法官职业化提出不同的界定，主要有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法官职业化是指法官不仅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履行国家公职人员的职责，而且更重要的是属于特别职位，以特殊的工作方式，实现特别的职能—法律裁判职能。第二种观点认为，法官的职业化是指人们一旦尤为法官，便应与政治事务、经济行为和繁芜感性的社会思潮长期稳定地保持相对疏离，中立地、恪尽职守地从事审判工作而不应在担任法官的同时从事其他经营以获取利益，国家则应为法官的职业行为提供成熟有效的保障和约束规范作为制度基础，包括法官的职业资格制度、法官的职业培训制度、法官的职业保障制度、法官的职业责任与职业道德机制。第三种观点，英国著名法学家庞德认为，法律职业是指“一群从事一种有学问修养的艺术，共同发挥替公众服务的精神，虽然附带地以它谋生，但仍不失其替公众服务的宗旨”。第四种观点认为，法官职业化是指法官以行使国家审判权为依托，在正当的法律程序制约下，根据对法律的娴熟的理解及信奉，通过独特、敏锐的分析和判断力，以其中立的地位、毫无偏私的良心，在内心确信的状态下，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作出裁判以实现社会正义的精英化的职业群体。以上四种观点，从不同的角度强调法官职业化的特点，都有一定的合理之处，值得肯定。
法官职业化，最早见于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末的文件，2002年作为法院队伍建设总体思路正式确立下来。在2002年7月制定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明确规定：法官职业化，即法官以行使国家审判权为专门职业，并具备独特的职业意识、职业技能和职业地位。法官职业化就是通过一定方式，逐步使法官职业形成一个拥有共同专业的法律知识结构和独特的法律思维方式，具有强烈社会正义感和公正信仰的整体，具有仅属于该群体的职业传统和职业气质。而这种传统、气质又尤为一种强大的内在力量，能够确保法官具有抵御外界干预的勇气和能力。同时，对引导、培养整个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治精神起到不可替代的示范作用。
在法治国家，法官之所以要求职业化，主要是以下三个原因决定的：
1、法官职业规律的要求
法官是一种从事审判活动的职业，审判具有自身的规律，只有具有专门知识与经验的人才能胜任法官职位。在古代社会，法律尚不发达，当时的纠纷主要靠习俗、伦理加以调解，虽然也会诉诸法律，但法律上的裁判并不复杂，因而从事法律裁判并没有尤为一个专门的职业，裁判只是一种从属性的、领队性的事物。随着法律在社会生活中作用的逐步扩大，法律裁判就尤为一种专门性的知识，无此知识就不能从事此项工作。特别是在现代社会，法治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法律的专门化程度来越高，因而对法官职业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法官职业保障的要求
法官从事的是一种裁判活动，这种活动的特点是不有从总体上增加社会福利，而只能损此增彼，这也是一种校正的公正。在这种情况下，裁判活动是通过减损一方利益而增加另一方利益的方式实现法律上的公正，利益受到减损一方必然对此不满。因此，法官的职业必然应当获得法律保障，也就是要求法官职业具有稳定性，不受外在因素影响，以保证法官在没有外在压力的情况下进行法律上的判断。
3、法官职业素养的要求
法官从事的是一种专门性工作，因而需要具有专门性知识，这就对法官的职业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法官的职业素养，不仅仅是专门知识，更重要的是政策水平与道德素质。这种职业素养是在长期从事审判工作中形成的，并且与法官职业特点相吻合的。只有实现了法官职业化，才能将法官职业素养的要求现实化。同样，法官作为一种职业，也有其特殊的职业素养上的要求，甚至法官还应具有特殊的气质、特殊的思维方法，乃至于特殊的生活方式，例如，法官不能随意出入娱乐场所，尽量少的交友，孤独的生活方式等。这些职业素养对于保证法官的公正裁判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些职业素质是在长期从事法官职业活动中养成的，只有职业化的法官才具备的。
对照以上三个方面不可否认我国目前的法官职业化程度还是较低的。一方面，法官职业的准入门槛较低，虽然近年来随着推行统一司法考试法官职业的准入门槛逐年提高，但由于历史原因，现在法院内不有相当一部分不能胜任法官职业的人，这些人应当通过一定的途径，或者尤为称职的法官，否则予以淘汰。另一方面，法官职业的稳定性还不够，在目前的法官管理体制下，法官，包括庭长、院长是由同级人大选举或者任命的，归属于地方管理。由此可见，实现法官职业化对于保证司法公正具有重大意义。
法官职业化意味着精英化，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在实现法官精英化的时候，如何与司法的大众化相协调，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应该说，法官职业化本身也是存在局限性的。这种局限性，如同我国学者所言，包括精英与社会脱节的必然倾向、割断法律与社会的联系的可能、判决的形式化、法律运行中的繁文缛节、法律行业的垄断性、诉讼程序消耗大量财力和时间，等等。在这些局限当中，最大隐患在于与社会的脱节。法官职业化容易形成职业垄断与封闭，并且与社会相隔绝。在这种情况下，司法就不能及时反映社会要求、倾听公众呼声。尤其是在当今西方法治国家出现的过度职业化的情况下，其司法改革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引入大众参与司法活动。关键的问题在于：我国目前的司法现状不是过度职业化，而是未能实现职业化，正在从法官的非职业化向职业化过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尽管也应当警惕过度法官职业化可能带来的危险，但仍应以实现法官职业化作为司法改革追求的目标。
北安市人民法院 杨亚新
老案例的新视角
刘建昆
这是一个比较老的案例。原评析者认为，本案在适用法律上，适用“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因而适用《水法》以及《河道管理条例》。我们认为这是不准确的。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道路一样，河川是普遍承认的行政公物，对于行政公物的保护，性质上是公物警察权（是否警察机关在所不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国家保护水工程及堤防，护岸等相关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毁坏”。因此与日本一样，我国的水工程及堤防，护岸等相关设施，是公物法上的法定公物种类，受到行政法上公物警察权的特别保护。
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是，我国的土地采取国有政策。《土地管理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其中“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土地的所有权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因此，一般意义上的国有土地，也是行政法上的公物。
道路、河川都依附于土地之上，那么据此可否认为道路公物、河川公物与土地公物之间是否存在特别法与普通法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这是不恰当的，道路法上的公物和水法上的公物与土地法上的公物涉及的是不同种类的并列的法定公物，而不应认为《公路法》《水法》是《土地管理法》的特别法。
本案中的“渠留地”即“护堤地”，已经征用的护堤地应该视为河道公物的组成部分而认定为水法上的公物。我国《河道管理条例》规定：“本条例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河道(包括湖泊、人工水道、行洪区、蓄洪区、滞洪区)。”第二十条规定：“有堤防的河道，其管理范围为两岸堤防之间的水域、沙洲、滩地 （包括可耕地）、行洪区，两岸堤防及护堤地。”
值得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我国尚存在非国有的护堤地。《四川省河道管理实施办法》规定：“划定的护堤地、护岸地，土地所有权、使用权不变，但应服从河道主管机关的防洪安全管理；国家专门征用作为护堤地、护岸地的土地，由河道主管机关管理使用，并按规定办理土地确权手续。”未征用的护堤地究竟系理论上的“预定的公物”还是一种行政法上的地役权？其法律地位尚有研讨的必要。
二○○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附录：
【案情介绍】1988年7月，某灌区管理总局总干渠管理局（以下简称总干局）为解决基层干部职工住房问题，在其经营管理的总干渠渠留地范围内规划出18000平方米给职工自建住宅，收取部分林地补偿费。?
1992年11月23日，某市土地管理局依照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和市政府“关于开展全市农业建设用地清查工作的通知”及“关于处理违法占地问题的暂行规定”的有关规定，以总干局买卖土地为由，对其作出处罚决定：1.没收出卖土地的违法所得；2.处以每平米3元的罚款。总干局对此决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经法院开庭审理，认为总干局批准在护堤上建房的行为，直接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河道管理条例》的明确规定，应适用这个法律规范由河道主管机关处理。土地管理部门对该案的处罚属越权行为，应撤销土地行政处罚决定，建议河道主管机关对该案依法查处。??
【法律评析】
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对非法在渠留地上建筑住宅的行为进行处罚应适用水法还是土地管理法。此案涉及到土地管理法与水法在适用范围上的关系问题。土地管理法是关于土地管理的一般法，在森林、草原、矿产、水资源等领域也会遇到与他们相关的特定土地管理问题，而森林法、草原法、矿产资源法、水法等对此所作的具体相对于土地管理法而言则是特别法，按照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的法律适用原则，在出现这种法律规定重叠的情况下应当优先适用特别法。?
本案当中，总干渠渠留地虽然属于土地的范畴，但是，由于总干渠作为人工水道属于水工程，而渠留地即为护堤地，所以渠留地同时也是水工程的组成部分，属于水工程的保护范围。在护堤地上建房的行为，其直接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河道安全的保护和管理，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土地使用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国家保护水工程及堤防，护岸等相关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毁坏”。总干渠及渠留地等附属设施的安全受到水法的保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当中均对违法占用土地的行为规定了行政处罚条款。根据前述原则，应当适用水法。
这里还要讨论一个问题，在特别法方面可适用行政法规等低层级法？我们认为，低层级法有两种情况，即执行性（或解释性）和创制性，但一般都是执行性和解释性的，创制性较少。执行性和解释性低层级法的适用必须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有与一般法处于同一效力层次的特别法（以下简称高法）。在本案中水法作为特别法与一般法即土地管理法处于同一效力层次，是特别法中的高法；（二）高法对调整对象作出某中性质的规范，低法必须以此为依据加以具体化。在本案水法对危害水工程的行为规定行政处罚条款，《河道管理条理》在相应条款中加以具体化，不能增删、扩缩，并在此前提下，低法制度中可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在本案中《河道管理条理》是国务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的授权制定的实施细则性质的行政法规，在规范的内容上没有超出水法的授权范围，没有任意增删与扩缩。本案涉及的《河道管理条理》第二条规定人工水道属于河道，第二十条规定护堤地属于河道管理的范围即是在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羁束性规定的前提下，具有自由裁量性质的规定。综上所述，本案中《河道管理条例》是应当适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