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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云南省旅游业管理条例

（１９９７年５月２８日云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１９９７年５月２８日云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７５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根据2004年6月29日云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和废止16件涉及行政许可的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旅游资源，维护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加强旅游业管理，促进旅游业健康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云南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旅游业，是指从事旅游经营和主要为旅游者提供交通、游览、餐饮、住宿、购物、娱乐等服务的行业。

第三条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参加旅游活动、从事旅游经营和管理的组织和个人，均应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旅游工作的领导，把旅游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结合本地实际，加大旅游投入，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旅游环境，并负责组织实施。

鼓励、支持国内外的组织和个人在本省投资开发旅游资源，经营旅游业。

鼓励、支持旅游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旅游专业人才，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素质和旅游服务质量。

扶持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旅游业，发展民族旅游项目，培养少数民族旅游人才。

第五条省人民政府的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省旅游业的管理工作。地、州、市、县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旅游业的管理工作。

县以上旅游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本条例的有关规定行使相应的行政执法职权。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配合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对旅游业实行管理。

第六条对为发展旅游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由县以上人民政府或者旅游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旅游资源保护与

旅游设施建设第七条开发利用旅游资源必须坚持严格保护、统一规划、合理开发、科学管理的原则。

开发旅游资源和建设旅游设施必须与生态环境相协调，必须依照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严格采取保护措施。不得擅自改变重要的旅游景区（景点）的地形地貌，不得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平衡。

第八条开发利用旅游资源和建设旅游设施项目，必须执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环境保护的规定。

第九条县以上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辖区内旅游资源的调查、评价工作，制定开发利用旅游资源的规划，并按国家有关规定报批。

风景名胜资源的普查、评估和风景名胜区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工作，依照风景名胜区管理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十条建设星级旅游饭店（宾馆）、重要旅游景区（景点）、旅游表演娱乐场所、大型游船、旅游索道等旅游项目，应当经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旅游业发展规划提出意见后，再按国家和本省规定的有关建设管理程序报批。

第十一条申请建立省级或者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由省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后，报省人民政府审批或者转报国家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第三章旅游经营者

第十二条申请从事旅游经营活动，应按规定办理有关证照，并需具备以下条件：

（一）有自己的名称和组织机构；

（二）有明确的旅游业务经营范围；

（三）具有经营旅游业务的场所、设施、资金；

（四）有经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考核合格的管理人员或技术人员；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三条旅游经营者必须遵守诚实信用，公平竞争，依法经营，规范服务的原则。

第十四条旅游经营者应当健全内部管理制度，维护正常的经营秩序。旅游经营者不得转让或者变相转让旅游定点经营资格证或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不得无证无照或者超范围经营。

第十五条旅游经营者出售旅游商品和提供服务应当真实标明商品品质、价格和公开服务项目，做到质价相符，不得引诱、纠缠和胁迫旅游者购买旅游商品、接受服务。

旅游经营者不得擅自在旅游景点内及其入口处，摆摊设点，阻碍交通，干扰旅游秩序。

第十六条旅游经营者应当配备旅游安全设施、设备，建立安全管理责任制，加强对旅游者的安全预防，当发现危险或旅游者的人身、财产受到损害时，应当及时采取防护措施，以保障旅游者人身、财产安全。

第十七条旅游经营者应当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保护环境和资源，维护生态平衡，严格防治污染。

第十八条旅游经营者的经营自主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旅游经营者有权拒绝有关部门强行推销其指定的商品或者强行安置的人员；有权拒绝违反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的收费和摊派。

第十九条旅行社与旅游者应当依法签订书面合同，并严格履行合同。

旅行社应当为出入境旅游者办理人身保险，为自愿保险的国内旅游者办理人身、财产意外保险。

第四章旅游管理

第二十条旅行社的申办、审批及管理，按照国务院发布的《旅行社管理条例》办理。

第二十一条旅游涉外饭店实行星级评定制度，按照国家关于《旅游涉外饭店星级的划分及评定》标准，申报评定星级，实行规范化管理。

已评定的星级饭店由评定的旅游行政主管部门颁发国家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制作的星级标志牌。

第二十二条国外或者省外饭店管理公司到我省从事旅游饭店管理业务的，由省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地、州、市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第二十三条对经营贵重旅游商品的旅游定点商店实行质量保证金制度。质量保证金的具体交纳办法由省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拟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各级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质量保证金的管理，质量保证金用于赔偿旅游者的经济损失，实行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

第二十四条旅游行业实行全员考核发证以及先培训、后上岗和持证上岗制度。

从事非学历旅游培训的单位，由省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地、州、市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审定。

第二十五条导游员（含兼职导游员）必须参加国家统一组织的导游员资格考试，合格者由省或者地、州、市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发给导游员资格证书和导游证。

第二十六条经旅行社聘用的导游员、驾驶员，必须佩戴胸卡，方能上岗，未经旅行社聘用，不得私自从事招徕和组织游客的旅游业务。

导游员、驾驶员必须遵守职业道德，不得索要小费、收受回扣。

第二十七条县以上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本行政区域内的旅游宣传、促销，开拓客源市场。

第二十八条县以上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旅游质量监督检查工作，并受理投诉案件。

旅游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应当自觉接受旅游行政主管部门的依法检查。

旅游质量监督管理人员执行公务时，必须持省人民政府统一制发的行政执法证，并佩戴明显标志。对不出示证件和不佩戴标志的，当事人有权拒绝检查。

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可以聘请旅游市场监督员。

第五章旅游者权利和义务

第二十九条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三十条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依法享有下列权利：

（一）了解旅游活动安排及旅游服务的真实情况；

（二）自主选择旅游经营者及服务方式和旅游商品，决定接受或者不接受合同约定以外的服务；

（三）按照合同约定获得质价相符的旅游服务；

（四）人格尊严、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受到尊重；

（五）财产、人身安全受到保护。若旅游者财产、人身安全受到损害,有权获得补救和赔偿。

第三十一条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

（二）尊重旅游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三）保护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爱护旅游设施；

（四）遵守旅游秩序和安全、卫生规定；

（五）履行旅游合同或者约定。

第三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旅游者可向旅游经营者所在地或者损害行为发生地的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投诉，也可向有关部门投诉。

（一）旅游经营者违反合同约定未达到服务质量标准的；

（二）旅游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欺诈旅游者的；

（三）旅游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

对于旅游者的投诉，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应按规定及时处理。

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对违反旅游管理行为的行政处罚，法律、法规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四条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处以警告，责令赔偿损失、退还或者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旅游定点经营资格证或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对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根据情节，处以五百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可由本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一）未按规定配备旅游安全设施的；

（二）不符合服务规范要求或者降低服务标准的；

（三）引诱、纠缠、胁迫旅游者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

（四）以不正当手段进行竞争的；

（五）旅游经营者违反本条例其他规定，情节严重的。

以非法手段从事经营活动，扰乱旅游市场秩序，损害其他旅游经营者和旅游者合法权益的单位和个人，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赔偿损失；情节严重的，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经营贵重旅游商品的旅游定点商店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未交纳质量保证金，从事旅游经营活动的，由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交纳；逾期仍未交纳的，按日加收千分之三的滞纳金；拒不交纳的，吊销旅游定点经营资格证。

第三十六条导游员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由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处以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并可吊销其导游证，三年内不得从事导游工作。

驾驶员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的，由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处以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并可解除聘用合同。

第三十七条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执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八条旅游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或者旅游质量监督管理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贪污受贿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附则

第三十九条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条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两岸证明妨碍制度比较研究
——以行政诉讼为视角
余茂玉 何艳芳*
【摘 要】我国大陆现行立法就证明妨碍制度并无完善之规定，而相比而言，我国台湾地区就证明妨碍制度无论是在民事诉讼中还是行政诉讼中均有较为明确的规定，且在理论上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对研究我国大陆行政诉讼证明妨碍制度的建构和完善是具有较高价值的。
【关键词】证明妨碍 构成要件 法律后果

*本文原载《台湾法研究（季刊）》2005年第3期。

一、我国台湾地区的证明妨碍制度
（一）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中的证明妨碍问题
台湾地区学者认为，所谓证明妨碍问题是指“对毁灭、隐匿证据以妨害他造进行证明活动之当事人，课予其证据法上一定之不利效果。” 在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中，即使2000年修正之前，第360、362条等规定亦早已蕴含此证明妨碍之概念，而在2000年修正时，更增设证明妨碍之一般性规定，依第282条之一第一项之明文：“当事人因妨碍他造使用，故意将证据灭失、隐匿或致碍难使用者，法院得审酌情形认他造关于该证据之主张或依该证据应证之事实为真实”，不区分证据之种类，使证明妨碍之法理对所有证据均可适用。在该条规定的基础之上，修正后的台湾地区民诉法第345条规定：“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不从提出文书之命者，法院得审酌情形认他造关于该文书之主张或依该文书应证之事实为真实。”
我国台湾地区法学界通常将证明妨碍界定为：“不负举证责任之当事人，在具备一定主观归责要件（如故意、过失），将证据方法毁损、隐匿或妨害其利用，使负举证责任之当事人因无法利用该证据而无法尽举证责任，此时如依原来举证责任分配之原则使该负举证责任之当事人承受败诉判决，将产生不公平之结果，从而在事实之认定上，就负举证责任当事人之事实主张，作对其有利之调整。” 在此定义之下，证明妨碍之问题系属举证责任之概念紧密连结，且规范之主体系针对“未负举证责任之当事人”，其背后所隐含的意思是：若证明妨碍的主体是负举证责任之当事人，则在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下，其本即将因欠缺该证据而受败诉判决之不利益，从而并无另以证明妨碍论断之必要。笔者以为，从一般意义上来说，这种定义并无不妥，然而，当负举证责任之当事人，其所妨害的对象是对方当事人就待证事实所进行的反证，此时是否有必要适用证明妨碍之规定作出对负举证责任之一方当事人不利之裁断，作为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毁损、隐匿或妨害利用证据对其来说似为其权利（当事人享有处分权利），但若这种处分影响他方当事人之证明活动之时则应视为不当行为，也就是说，当事人可通过处分导致对自己的不利益，但这种不利益不得扩及他方当事人。
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在完善证明妨碍规定之时明确强调了“诉讼法上的诚信”和“当事人之公平”，这两点也奠定了台湾地区证明妨碍理论的法理基础。除此之外，有学者进一步以当事人相互间在诉讼法上所负之“事案解明义务”，作为证明妨碍理论的法理基础。事案解明义务意味着各方当事人为使诉讼得以顺利开展，都负有使法官明晰案件事实的义务。但到底应当规定“事案解明义务”还是“限定事案解明义务”仍存较大论争 。不过，应该说这是一个较为理性的思路，通过将证明妨碍理论与事案解明义务加以连结，在相当大程度上反映出台湾地区证明妨碍规定的功能，已非限于处理“一造当事人积极地毁灭对他造有利之证据”，而进一步扩及“消极地隐匿、不提出此等证据”的形态，使得证明妨碍亦兼负有“协助负举证责任之当事人收集证据”、“课予不负举证责任之当事人开示义务”之功能。
（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中的证明妨碍问题
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对证明妨碍问题有规定，这在上面的研究中已经提及，而台湾地区的“行政诉讼法”也对证明妨碍问题作出了规定。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135条规定“当事人因妨碍他造使用，故意将证据灭失、隐藏或者致碍难使用者，行政法院得审酌情形认他造关于该证据之主张或依该证据应证之事实为真实。前项情形，于裁判前应令当事人有辩论之机会”。从这款规定来看，台湾行政诉讼领域的证明妨碍之主观构成要件仅为故意，但与我们前面分析台湾地区民事诉讼领域证明妨碍所提到的一样，基于“诉讼法上之诚信原则”、“当事人间公平”的理念，过失也应是构成证明妨碍的主观要件。因为妨碍者即使对证据的毁灭有故意，但对该证据在将来诉讼上之意义有可能是过失；妨碍者即使对证据于将来诉讼上的意义有预见，但由于过失而非故意，而将该证据毁灭。此外，妨碍者可能对证据的毁灭和证据于将来诉讼上的意义均有疏忽大意之过失而致妨碍行为出现。所以，过失作为行政诉讼中的证明妨碍之主观形态是有其理论依据的。
二、我国大陆行政诉讼证明妨碍制度的“实然”和“应然”
在考察完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中的证明妨碍问题之后，下面我们将结合上述研究，分析我国行政诉讼中的证明妨碍的现存的规定和改革的方向。
（一）关于证明妨碍的构成要件
证明妨碍之构成要件，是指各种妨碍行为在通常情况下共同具有的因素，只有具备这些因素，才构成证明妨碍。就证明妨碍之构成要件而言，通常可区分为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
在客观要件方面，包括：一、行为要件，即须有证明妨碍之行为。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同样的道理，证明妨碍之行为分为作为的证明妨碍和不作为的证明妨碍，前者如毁灭、隐匿某项重要之书证，后者如持有某项对己不利之证据而不提交法庭。二、结果要件，即待证事实（诉争事实）须为证明不能或证明困难之结果，亦即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如果说行为要件是首要之要件的话，结果要件则是最根本之要件，无此要件即使有证明妨碍之行为也不可据此作出对行为人不利之裁断，当然有此结果，但结果并非源自于证明妨碍行为则同样不可据此作出对某方不利之裁断，也就是说，行为要件和结果要件是相辅相成的。证明妨碍制度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处理由于当事人的证明妨碍行为而致待证事实无法查明时的情况，如果待证事实没有受到妨碍行为的影响，并未陷入真伪不明的状态，也就没有适用证明妨碍规则的必要。待证事实真伪不明作为构成举证妨碍的结果要件，必须具备二个特征：（1）客观性。事实真伪不明应当是已经发生、客观存在的状态，而非虚拟的。（2）不可补救性。事实真伪不明的状态定格后，待证事实无证据可加以证明，也就是说案件事实无法查清。三、因果关系要件，即妨害“行为”与证明不能或证明困难之“结果”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哲学上的因果关系指的是事物、现象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引起他现象的现象即原因，被引起的现象就叫结果。它具有客观性、普遍性、相对性和多样性等特点。证明妨碍上的因果关系便是哲学上的因果关系在证据法上的具体体现，它们之间是特殊和普遍、个别和一般的关系。但值得注意的是，证明妨碍上的因果关系虽是客观的，但对其认定又具有主观性，最终决定法律责任的因果关系是司法审判人员依据一定规则和理论，在对妨害行为、结果、特定案情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判断的过程中认定的，又不完全等同于哲学上的因果关系。笔者认为，证明妨碍之因果关系认定可参酌民法中侵权构成要件的因果关系认定标准予以思考，基于此，对证明妨碍形成之因果关系应依据以下标准认定：第一，根据事实发生的先后顺序来认定。作为引起结果发生的原因，必然发生在结果出现之前，因此只有先于结果出现的现象才可能成为原因，凡是后于结果发生的现象，都不可能成为原因，因而应排除在因果关系的认定范围之外。第二，根据事实的客观性来认定。作为原因的现象应当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因此妨害行为的实施人的心理状态或不利方的主观臆测等均不能成为原因。第三，根据必要条件规则来认定。所谓必要条件规则是指作为原因的现象应当是作为结果的现象的必要条件。具体检验方法有：1.反证检验法，即提出一个反问，如果没有A现象，B现象还会出现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则A现象就不是B现象发生的原因；如果回答是否定的，则A现象可能成为B现象发生的原因。2.剔除法。其特点是建立一个拟制的模式，排列各种可能的原因现象，然后逐一剔除，观察结果是否还会发生。如果某一现象被剔除后结果仍然发生，则该现象就不是原因。3.替代法，即用其他非妨害行为替代可能成为原因的某一妨害行为，观察结果是否仍会发生，如果被替代后损害结果仍然发生，则妨害行为就不是原因，反之则是原因。4.根据实质要素的补充检验来认定。其基本含义是，如果妨害行为实际上足以引起损害结果的发生，那么它就是引起结果的原因。
在主观要件方面，过错是构成证明妨碍的唯一主观要件。过错是指行为人主观上的一种可归责的心理状态，具体表现为故意和过失两种形式。过错作为可归责事由，在于其本质上的不正当性或不良性。行为人的过错只有外化为行为，方具法律之意义，正如我们不得在刑事领域追究所谓“单纯思想犯”的刑事责任一样， 因此，在证明妨碍的构成要件中，“妨碍”行为是与过错紧密相联的。故意是指当事人一方明知自己的行为会使他人举证困难或者举证不能，仍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结果造成他方举证不能或困难的后果，以致讼争事实陷入真伪不明的状态。当事人主观故意所为行为既可能指向他人的举证行为，也可能指向相关的证据，前者是对他人举证行为的干扰，后者是对证据本身证据能力的干扰。 与故意不同，过失作为证明妨碍的主观要件则存有争议，在台湾地区，目前对此问题明确表明见解之学者，多数承认过失证明妨碍行为之形态，主张即使在过失之情形下，基于前面所考察的“诉讼法上之诚信原则”、“当事人间公平”的理念，也应构成证明妨碍。在具体的形态上，则有：“一、对证据之毁灭有故意，但对该证据于将来诉讼上之意义（亦即他造当事人对该证据之需要）仅有疏于认识之过失；二、对该证据于将来诉讼上之意义有认识，惟系基于过失而非故意，将该证据毁灭；以及三、对证据之毁灭及其将来在诉讼上之意义均仅有欠缺注意之过失等三种形态。” 由此可见，过失作为证明妨碍之主观要件亦有其法理基础。
（二）关于证明妨碍之法律后果
证明妨碍行为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导致诉讼结构失衡，不但损害了诉讼相对方的程序和实体利益，而且严重干扰了正常的诉讼活动和秩序的进行，使诉讼成本增加，从而有违诉讼经济和效率理念的确立。因此，诸多国家对证明妨碍人课以不利后果，以示惩戒。就证明妨碍之法律后果而言，其一方面与妨碍行为之样态之间有高度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确定法律后果的难度大于规范证明妨碍要件。出现此种情形的原因不外乎：证据毁灭难以确定其证明价值和法律后果中应规制何种规格的制裁。就证明价值而言，基于该证据业已毁灭的现实状况，而无从确定该证据之具体内容，从而也难以更进一步判断：当证据存在之时，将会对待证事实之认定有何种证明作用或者证明价值。此外，确定法律后果应当规制一种与被妨碍人利益受损幅度相当的制裁，如果超过了被妨碍人受损之利益而使其获得额外利益，则有失公正。但同时如果局限于受损之范围或小于受损之范围，则达不到制裁和预防的目的，就会使法律后果的法律规制效果降低。从这个角度来看，法律后果对妨碍人的制裁应当适度大于被妨碍人的受损范围从而达到预防证明妨碍行为出现的作用，以减少证明妨碍行为的出现。这里的问题是对于不同主观形态下的证明妨碍应赋予其不同法律后果，否则区分其故意与过失则无什么意义。
在规制法律后果时应综合考虑各项因素，不同类型和不同主观形态的案件应确定不同的法律后果。在台湾地区学术界，学者则几乎一致地认同“必须综合考量‘妨碍行为之态样’（特别系主观归责性）、‘该证据之重要性、可替代性’等因素，区分不同之案件类型，课予其不同证明妨碍之法效。” 笔者认为，证明妨碍之法律后果应从以下几个角度来看。
1、故意形态之证明妨碍。这时可能出现两种法律后果：一是举证责任转换；二是推定主张为真。举证责任进行转换可以实现实质上的平等，从而调整证明妨碍行为带来的不平等。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9条也规定了证明妨碍制度，即：“原告确有证据证明被告持有的证据对原告有利，被告无正当事由拒不提供的，可以推定原告的主张成立”，从这条规定看出实际属于故意形态之证明妨碍，因为“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就是最直观的表现。我国行政诉讼立法对证明妨碍所规制的法律后果即为推定“原告主张成立”。但原告的主张是否真的能够通过“被告持有的证据”得到证明，却是需要质证程序并由法官根据案件的其它证据来综合判断的，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推定的结果是不稳定的。据此，证明妨碍行为被证明后，法院可以推定相关证据所指向的案件事实得到了证明。本条虽是一种推定，但在客观上构成了举证责任的倒置， 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此处与举证责任转换的法律效果区分并不大。
2、过失形态之证明妨碍。对于过失形态之证明妨碍，在台湾地区学界，“目前所呈现之一般见解，则立法原则上之证明度标准应为‘高度盖然性’或‘法官确信’的基点，认为可依归责性之高低，异其法律效果：在因重大过失之证明妨碍，降低被妨碍人之举证责任至‘低度的盖然性’；在因轻过失之证明妨碍，则降低至‘优越的盖然性’”。 如果证明妨碍绝对地导致举证责任转换的法律后果，容易造成不公的现象，尤其是在过失造成证明妨碍之情形下，如果绝对地转换举证责任，过于显得不公平。这时如果不予以制裁也会使得过失妨碍人仍然保持着过于自信或疏忽大意之心态从而导致妨碍之情形难以杜绝。作为制裁的一种，降低被妨碍人的证明难度，即降低证明标准就能达到此种效果。笔者认为，妨碍人如果有重大过失，则可使被妨碍人需达到的证明标准降低到“低度的盖然性”，这时妨碍人的主观恶性大，遂相应减轻被妨碍人的证明责任；反过来，如果妨碍人只有较轻过失，则相应地调高被妨碍人需达到的证明标准即“优势的盖然性”，因为这时妨碍人的主观恶性并不大，遂相应调高被妨碍人的证明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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