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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学、法学与法理学概念辨析
　　　　━━试论法理学的范围

王家国 张红梅

进入21世纪的中国法学界，法理学人们越来越重视对法学进行理论与实证的分析研究，换言之，分析法学思潮日益风行。在此过程中，学人们似乎遇到了从未有过的概念困惑，于是时常有问：什么是法？什么是法学？什么是法理学？如此等等。由于一些基本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认识不够透彻或不统一，以至于这些概念在运用过程中显得十分混乱。本文抛砖引玉，试图从概念的辨析入手，结合有关史料，将法学理论分为律学、法学和法理学三大子系统，从而进一步明晰法理学的基本任务和真正范围，努力描绘一幅全新的法学理论知识框架图景，供商榷。
一、 语义分析视域下的律学、法学和法理学
关于法学。这是一个在法学概念大厦中运用得最混乱的一个概念。据考，“法学”一词从语源上来自古拉丁语Jurisprudentia，是由词根jus(法)的形容词形式juris和另一个词根providere(知识)构成，故其原意应为“法的知识”，而不是通常认为的“法律知识”。在实际研究和运用过程中，我们时而将之用得十分纯粹，一如凯尔森所描述的：“纯粹法学是法律的科学而不是法律的哲学，法学研究的是‘实际上是这样的法律’而不是‘应当是这样的法律’”。但时而又把它运用得十分宽泛，几乎是包罗万象，律学与法理学系统中的知识也被它一概地“海涵”，究其原因，是我们对“法”这一概念的认识不统一或者说是我们的话语系统太单一（过于统一）所致。我们通常所采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知识系统中所给出的定义，即“法是由国家制定和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国法’”①。而我们认为，这个所给出的恰恰是“律学”的定义（后面将要细述）。今天，西方法学各派的思想蜂涌而入，不断地冲撞着我们过于单一的却信以为“颠倒不破，四海皆准”的传统法学理论和话语系统，使得我们的概念系统在这多元理论的撞击下越发变得脆弱、模糊和混乱。因此，当务之急必须理清各研究领域的范围，把律学（国法）留给律学，把法学还给法学，找回法理学自己的“家”。律学研究的是实然法领域，法学研究的才是应然法领域，法理（哲）学恰恰是研究实然法与应然法的关系问题，三者分别代表和维系着法的实证维度、价值维度和批判维度，各司其职，区别明显，当然不能混淆。
关于律学。律学是研究实然法（国法）的知识系统，从纯粹语义学角度看，它有韵（音）律之学的含义，此系艺术语词。同时，它又有同“法”在同一层面上的内涵，我们中国古代早已将法、律与政策作了明确的界定与区分，管子说：“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 (《管子.明法解》)，后来他又说，“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管子.七臣七主》)若从中国法制史上看，中国律学的发展也有着久远的历史和丰富的成果，这总让我们以一种按捺不住的骄傲和自豪感追溯起那个律学、法学与法理学都得到空前发展的“百家争鸣”时代：法理学家们在不断地探寻着实然法（律，国法）与应然法（法，道德）的关系问题，儒家从社会实证的角度提出“纳仁入礼”、“礼法统一”等，道家则在法的本质主义追问过程中提出“道法自然”，拓宽了对“法”的认识，而法家则崇法推律，“一断于法”。诸子百家各有贡献，推动了中国法学，尤其是律学空前发展，从《法经》到《秦律》的发展速度和完备程度可窥一斑，最终，由秦国的商鞅完成了变“法”为“律”、为“律”正名的重大历史使命。秦汉以后，法理学因政治专制与礼教束缚而受到严重压抑，但以注释法律为业的“律学”却一花独放②。可悲的是，从此法理学与法学几乎没有了声音，变得“万马齐喑”，即便是这一花独放的“律学”也同样被压制而退缩到了对帝王律令的“注释”这一业之中，其后虽有魏晋律学、唐律疏议的繁华，却不免只是笼中丽鸟，孤芳自赏罢了。
在这里要必须提及的是，仅以注释为业的“律学”之花虽然一枝独放长盛不衰，但在鸦片战争期间洋人的枪炮声中终于凋谢。国门打开，西方法文化大肆入侵，“引进西法，修改旧律，会同中西”便成了那个时代的潮流，中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法学理论从对立冲突到调和融合，最后，传统的中国法学理论体系终于在这种冲突和融合中自行解体③。体现在语言上，最明显的就是融“法”入“律”，将西方先进的“法学”与中国强势的“律学”合而称诸“法律”，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律”从此变成一个偏正词，而且是一个前偏后正的偏正词，重心于“律”了。律学从此从立法、解释法律、执法、司法、守法直到法律监督等各个环节都得到了大力而全面(这里未说“健康合理”)地发展，但不幸的是，在这次法与律的磨合与撞击过程中，国人只丰富了“律”之技术却不知不觉地、继续无形地消解着“法”之本有的价值认知和反思批判维度，即法学之思和法理学之反思。
关于法理学。我们时常在运用中将之与“法的一般理论”（即广义上的“法学”）相混淆，并时常将之归入到“科学”的种概念之中（这也许成了目前学界下定义时常犯的一个通病：“科学主义”后遗症），所以，当代英国法学家哈里斯十分形象地描述到：法理学不过是一个杂货袋，有关法的各种各样学问、一般思考都可以投入到这个袋中④。其实，“法理学”是“智慧”而不应当是“科学”，它是对法学之思的批判和反思（后文详述）。这里仍然先从语义分析的角度着手来分析这一概念，“法理学”一词来自日语，据考证，1881年日本法学家穗积陈重在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讲述“法论”时，认为当时流行日本的“法哲学”（德文Rechtsphilosophie ）名称之“主观性”的形而上学气味太重而提出“法理学”这个译名⑤。这显然是受当时经验主义、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可惜的是，“法理学”经过这一趟日本之旅后，居然（起码是在中国）从此迷失了自己的“家”（法哲学），最终表现为“学界（包括法学刊物）片面强调法理学的实务化或实践职能，而较淡化其批判认识功能。求真、求实、求善、求美的知识价值被忽略了，大家纷纷转向探讨法的社会学问题、法的政治学问题、法的经济学问题，而对法理学的专门理论、法学方法论、法哲学、人类学、文化学问题则不愿过多地用力”，“而本应当构成法理学主要研究对象的法的哲学和专门理论问题反而倒显得不甚重要了”⑥。说到这里，我们已经不难看出，“法理学”实为“法的哲学”。它既不是我们通常所指的直接对法律规范(律法条文)或技术的研究，也不是我们那种为特殊阶级(或阶层)利益或某种社会理想而进行的法学知识研究，而是一种批判与反思，是“法的哲学”批判和专门理论问题研究。
二、律学、法学与法理学的概念与图表分析
既然我们已经认识到了“法理学”实为“法的哲学”，就上文之分析，我们不妨试着绘制这样一张图表来表述律学、法学、法理学的相关项对比：
律　学……?实然法（规范、技术）……?现实主义、分析实证
法　学……?应然法（原则、理想）……?自然法
法理学……?实然法与应然法的关系……?价值批判与反思
通过上图，我们可以看出，律学是社会控制的工具之学，在中国古代被称为“刑名法术之学”，它是用分析、实证的方法对实然法（主要指规范、技术等）进行研究的知识总称，其往往只体现社会中一部分人的利益（主要是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在“律学”的视域中，“恶法亦法”(实应表述为“恶律亦律”)的命题也就不难理解了。相比之下，法学则是塑造和维护社会共同理想的知识体系，主要是以道德的视角对律学的反思，正所谓“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管子.七臣七主》）但法学最终仍然只是以曲折不同的方式为现存的“律法”（实然法）之存在寻找其存在之合理性的理论根据，因为法学很难(实际上也不可能)做到“价值无涉”（Value-free）。也正是在法学的视野中，我们才不难理解“法律的不法”现象。实际上，唯有法理（哲）学才是从对人的终极关怀出发，对实然法与应然法的关系问题进探寻和批判，对法学的反思进行再反思，完成一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理论回归。正因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法理学就是“人学”。
作出这样的分类与界定是很有意义的。律学、法学与法理学这三者确实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论旨趣和功能，作出这样的界定划分，有助于让我们明白“法”与“律”不是一码子事，它们实际上是一对矛盾体而不是我们日常所认为的那样(认为它们是同一个东西)。这样划分后还让我们能够明白，法理(哲)学不是一门“技术活”，而是一门“智慧”之学，是人类本有的批判与反思能力在法的领域中的必不可少的一个向度。它还让我们认识到法学(这里是广义的法学)的发展是一个矛盾不断辩证运动的“过程的集合体”，在法学领域中充满了矛盾和矛盾的运动，任何试图制定出一部“永恒之法”并以此一劳永逸地一统“法世界”的尝试都将为后人所不齿，任何试图在法学理论领域中一元化并对“异已”理论或文化不断贴“标签”的行为都将为历史所嘲笑。只有在这种理论认识的背景下，我们才能宽容多元文化的并存，才能理解当前“综合法学”潮兴起的原因和价值，才能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寻找到我们中国法理(哲)学的出路和未来。
三、 法理学的范围和功能
关于法理（哲）学的基本问题。恩格斯指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⑦而不是其中的任何一个。同样，法理（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实然法与应然法的关系问题，表现在实际生活中是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问题，而不是其中的任何一个。
最早对这个问题系统地理论阐述和探求的人是柏拉图。虽然在公元前5世纪时，“智者”学派已经引发出了“法律应该是什么”和“法律实际是什么”的两个冲突命题，但对二者的“关系问题”进行系统理论探索的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学派。柏拉图从“正义”入手，将正义分为道德的正义与法律的正义，即以正义为纽带来处理应然法（道德正义）与实然法（法律正义）的关系问题，以此试图构建社会治理模型的框架图景。由于他在法治与人治（德治、贤人政治、哲学王）的两极思维中举棋不定，最终造成其一生的二元论“紧张”。叙拉古理想国之梦破灭以后，他走出两极思维，开始重视法律（法治）一极存在的价值，提出“法律是第二等好的选择”，从此奠定了“道德正义（应然法）??法律正义（实然法）二者之间关系是什么”的法理学基本问题框架和研究路径，打开了法理学研究的真正大门。
历史上所有的学派都必须正确面对这个问题并作出回答。据此我们也可以分出三大类别：其一是二元对立派，它在两极思维中将实然法与应然法对立起来择一而从，故又可以分为德治派和法治派；其二是两极溶合派或辩证派，这当中又可分为“德主法（律）辅”和“法（律）主德辅”两种；其三便是虚无派或者怀疑论者，如老子主张“惟道是从”、“无为而治”。
此后对法理（哲）学的基本问题探求不断，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莫过于阿奎那和康德。阿奎那将法分为四类，即永恒法、自然法、人法和神法，试图重新构建法的知识大厦的框架图景，他以充满宗教色彩的上帝法（神法）来统摄人法（律、实然示）和自然法（法、应然法）的关系问题，成为那个时代法学精神的精华。随着“3R”运动（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罗马法继受）的兴起，哲学终于走出神学的桎梏而不再是神学的“婢女”，“人”从此代替了“神”走上了历史的舞台，理性主义大旗被高高扬起，西方哲学从此开始了唯理论与经验论之争战历程。这一切体现在法学领域中便是神学法学的终结和诸多新兴学派林立，如哲理法学、历史法学、实证分析法学、社会法学、现实主义法学等等，其中大多学派是在从事着律学和法学的研究，而真正沿着法理学基本问题开展法理学研究的是哲理法学，代表人物是康德。他通过设定一个先验的“道德律令”而给出一个具有伦理主义含义的独特的“法律”定义，他说：“法律是任何人有意识的行为，按照普遍自由原则，确实能与他人有意识行为相和谐的全部条件的总合”。哲理法学后来为黑格尔发展到了顶峰，完成了一个建立在先验论基础之上的庞大的概念辩证法大厦，使后人望尘莫及。
最终把人们从法学辩证法沉思中唤醒的是伟大的美国现实主义法学家杰罗姆.弗兰克，他以最极端的方式振聋发聩地说：“法律是不确定的、模糊的、多样的，这种不确定性并非不幸的偶然事件，相反，不确定性本身具有重大价值。”很多人难以接受弗兰克给出的这样的一个“法律”的定义，甚至误认为这只是一种为推进法制改革而故意采取的“极端行为”。实际则不然，因为律学意义上的“法律”是很确定的、很清楚的，从未听说过有哪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后竟然拿不出一部用以统治天下的“确实的”“法律”来，而这么简单的道理对于大师级的弗兰克不会认识不到，那么弗兰克为什么说法律是“不确定的”，而这个“不确定性本身”还“具有重大价值”呢？如果我们没有理解错的话，弗兰克所讲的“法律”正是法理学视域中的“法律”，它是一个“应然法（法）??实然法（律）”的关系问题的集中和转化形式，弗兰克所称的“不确定性”正是指二者（法与律）在互动中所形成的那种“张力”，或者说是矛盾对立面之间的辩证运动过程，这个过程本身确实是“不确定的”，而这个“不确定性”本身确实“具有重大价值”，因为它为法理学家们提供了反思的余地和批判的向度。它也许不会向人们提供实用的“科学知识”，但它是一种“智慧”（爱智）的维度，是对人的终极的关怀，是推动这个被层级化了的世界不至于过于专制的元动力。
如果说哲学是人文科学的“黄昏的猫头鹰”，那么法理（哲）学便是法学知识大厦上的“黄昏之鹰”。阐释学的研究告诉我们，研究主体不可能摆脱“前见”的影响进入研究，任何法学研究的“观察判断”都是历史的、社会语境化的⑧。法理学的任务也许正是要对这些“判断”的逻辑“前提”开展批判，通过不断的“前提判断”推动对人的关怀与反思，推动这个世界最大可能地去实现自由和正义，朝着实现人在这个世界上“诗意地生存”之目标不断努力。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说过，社会发展的进程本身是没有计划的，或者说文明和国家的形成并非以任何“合理的”方式进行的，由于进程没有目标，所以也不可将“发展的进程”直接视同“进步的进程”。但发展的进程是有序的，有方向性的，就法律这一现象而言，能够直接胜任此“导航员”职责的，唯有法理学。
关于法理学的范围和功能。既然法理学的基本问题是实然法与应然法的关系问题而不是其中的任何一个，那么就把那些本属于实然法（律学）的领域（如法律的特征、法律的要素、法律的运行等）交给律学，把那些本属于应然法（法学）的领域（如法的本质、法的作用、法与其他社会现象等）还给法学。至此，法理学似乎已“无家可归”了，恰恰相反，此时的法理学恰恰是“四海为家”，只有这样，法理（哲）学才找到属于她自己的任务和范围，在探索、求证“实然法与应然法的关系问题”的过程中，全心全意地关注“人”。正如舒国滢老师在他的一段访谈录中所讲述的：“法哲学的核心是对人的关注。关注当下人的生存状况，以及法律如何想象人，采用何种方式对待人的问题。法哲学本身并不能直接像法律政策学那样起作用，它不告诉你如何决定的具体答案，并提供解决的办法，但它能够帮助人去深刻领悟法的精神，反省法律职业本身存在的问题，强化我们的怀疑意识和认识能力，追寻法律的终极意义，培养法律职业人的职业良知。” ⑨
最后，我想用邓正来教授的一段话来暂时结束本文的讨论：“我认为，尽管中国法学重建的任务极其繁重而且需要解决的问题甚多，但最为艰难且最为基础的工作便是建构起我们这个时代所的法律哲学”。⑩最终使法学在与其它场域发生互动关系的过程中摆脱“不思的”依附状况，维护其自身的自主性和批判性。
(未经许可 谢绝转载)
注释：
①参见目前多数教科书；
②张国华 著，《中国法律思想史新编》，P405；
③刘金国　刘双舟，《中国法理体系的演进及其启示》，《政法论坛》2000年第5期；
④J.W.Harris，Legal Philosophies,Butterworths,London 1980,P1；
⑤刘金国　舒国滢主编，《法理学教科书》，P1 ；
⑥舒国滢，《面临机遇与选择的中国法理学》，电子版
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P219；
⑧参见刘星，《法理学的基本使命和作用—一个疑问和重述》，电子版
⑨徐利英 陈虹伟 舒国滢，《徜徉于法学与美学之间—舒国滢教授访谈》，电子版；
⑩邓正来，《中国法学的重建：批判与建构》；


联系方式： homcountry@hotmail.com


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关于加强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工作领导的意见》的通知

高检发〔2007〕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现将《关于加强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工作领导的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07年8月14日


附：关于加强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工作领导的意见

我国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和上级人民检察院负责。”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重要特征，是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的体制保障。近几年来，各级人民检察院在坚持宪法确定的检察机关领导体制方面总体上做得是好的，但是也有一些地方存在对上级人民检察院的要求和部署贯彻执行不力、敷衍应付甚至自行其是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检察工作的开展。当前，检察事业的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各级人民检察院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同时要严格遵循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加强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体制优势，不断增强法律监督的整体合力。这对于更好地贯彻科学发展观，深入实践“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主题，推动检察工作健康深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认真贯彻执行上级人民检察院的决定和部署

　　1．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上级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工作的各项部署和要求，下级人民检察院要紧密结合本地区实际认真贯彻，切实落实到各项工作中。上级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决定，下级人民检察院必须执行，不得擅自改变、故意拖延或者拒不执行。在执行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及时向上级人民检察院报告。坚决杜绝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不良风气。

　　2．上级人民检察院认为下级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决定确有错误的，应当指令下级人民检察院纠正或者依法直接予以撤销或变更；发现下级人民检察院已办结的案件有错误，或者正在进行的执法活动违反法律、司法解释以及上级人民检察院有关规定的，应当指令下级人民检察院纠正；发现下级人民检察院制定的关于业务工作的规范性文件存在超越法定权限，与法律、司法解释或上级人民检察院规定相抵触，或者有其他不适当情形的，应当及时向下级人民检察院提出纠正意见或者指令撤销。下级人民检察院必须执行上级人民检察院的决定，如果认为上级人民检察院的决定有错误，应当在执行的同时向上级人民检察院报告；上级人民检察院经复议认为确有错误的，应当及时纠正。

　　3．对上级人民检察院交办的事项和案件，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在上级人民检察院要求的时限或法定期限内办结并报告结果；逾期不能办结的，应及时书面报告进展情况，并说明未办结原因和下一步打算。对最高人民检察院转交的党和国家领导同志批示交办的事项和案件，最高人民检察院按规定交办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转交的案件，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同志批示交办的事项和案件，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专项督查工作规定》和《关于检察机关办理全国人大代表转交案件的规定》认真办理。对上级人民检察院转交的同级党委及有关领导同志批示交办的事项和案件，上级人民检察院按规定交办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转交的案件，以及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同志批示交办的事项和案件，应当按照上级人民检察院的有关规定认真办理，或者参照《最高人民检察院专项督查工作规定》和《关于检察机关办理全国人大代表转交案件的规定》办理。

　　4．推行检务督察制度，加强对本级和下级人民检察院及其检察人员执行上级或本级人民检察院决议、决定、制度和重大工作部署，严格依法文明办案以及认真遵守检察纪律等情况的督察，确保上级人民检察院决议、决定和重大工作部署以及各项规章制度得到严格执行，促进执法公正和队伍廉洁。

二、坚持和完善请示报告制度

　　5．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检察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和办理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需要向上级人民检察院请示的，应当严格按照报送公文和请示件的有关规定办理。上级人民检察院要认真研究，及时办理并提出书面答复意见。

　　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省级人民检察院的请示就检察业务与检察官管理等问题所作的答复，应当定期公布。

　　6．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要求下级人民检察院就一个时期的工作情况作出报告，可以根据当年部署的专项工作、执法检查、专项整改、人大代表或人民群众来信来访集中反映的问题等，听取下一级人民检察院的专项报告；可以就检察工作中的重要情况、紧急情况、决定事项落实情况等，要求下级人民检察院作出书面报告。对于上级人民检察院的要求，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执行。

　　7．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本地区发生的涉及检察机关和检察工作的重大突发事件、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社会动态、重特大案件、重大办案安全事故等事件，要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严格执行重大事件报告制度的通知》、《关于严格落实重大事件报告制度的通知》、《关于加强案件管理的规定》和《关于严格执行<最高人民检察院死亡事故报告制度>的通知》等文件的要求，在规定的时限内，如实向上级人民检察院报告，紧急事项要立即报告，不得迟报、漏报和不报。

　　8．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具体案件中，认为同级领导和部门提出的意见不符合法律和政策规定，或者检察机关内部对案件的处理意见有重大分歧，或者相关法律政策界限难以把握，因而可能影响案件依法、正确处理的，应当在作出决定前及时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请示报告，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作出答复。

三、坚持和完善报请备案、审批制度

　　9．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接受、发现的县处级以上干部职务犯罪案件线索，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要案线索备案、初查的规定》向有关上级人民检察院备案，不属于本院初查的、应当及时移送有关检察院处理。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备案的要案线索和初查情况应当及时审查，如有不同意见，应当及时通知下级人民检察院，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执行。

　　10．省级以下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侦查案件决定立案或者逮捕的，应当按照《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立案、逮捕实行备案审查的规定（试行）》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备案审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认为下级人民检察院立案或者逮捕错误的，发现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立案而未立案或者应当逮捕而未逮捕的，应当提出书面纠正意见或者由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直接作出相关决定，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执行。

　　11．省级以下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拟作撤销案件、不起诉决定的，应当按照《关于省级以下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侦查案件作撤销案件、不起诉决定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的规定（试行）》报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上一级人民检察院不批准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的，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执行。

　　12．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申请赔偿的违法侵权事项拟作不予确认决定的，应当按照《关于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赔偿确认案件拟作不予确认决定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的规定》报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上级人民检察院不同意下级人民检察院不予确认意见的，应当要求下级人民检察院作出予以确认的决定，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执行。上级人民检察院发现下级人民检察院对应当依法进行刑事赔偿确认的案件不依法受理或者受理后不及时作出刑事赔偿确认决定的，应当责令下级人民检察院受理，及时作出刑事赔偿确认决定。对于上级人民检察院的要求，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执行。

四、加强检察工作一体化机制建设

　　13．各级人民检察院侦查重大职务犯罪案件，应当发挥检察机关的整体优势，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健全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一体化机制的若干规定》办理。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统一管理案件线索，统一组织侦查活动，统一调度侦查力量和侦查装备。上级人民检察院采取专项侦查行动、专案侦查以及交办、参办、督办、提办和指定异地管辖等方式办理重大职务犯罪案件时，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服从指挥和协调。

　　14．在审查起诉工作中，有管辖权的人民检察院认为案件不适合由本院管辖的，应当向上级人民检察院提出移送管辖的意见，上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同意的，可以商同级人民法院依法指定管辖。上级人民检察院对认为有必要指定管辖的审查起诉案件，也可以直接商同级人民法院依法指定管辖。

　　15．下级人民检察院对诉讼活动中的违法情况提出监督纠正意见，有关机关不依法纠正的，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报告上一级人民检察院，上级人民检察院认为提出的意见正确的，应当协调同级有关机关督促其下级机关纠正。

　　16．在“队伍、业务、信息化”三位一体管理机制建设、处理涉检信访、预防职务犯罪及其他检察工作中，也应当按照一体化工作机制运行的规律和模式，积极探索，完善制度，坚持上级领导下级、下级服从上级，同级相互支持配合，形成整体合力，提高工作效能。

五、加强对检察队伍特别是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

　　17．各级人民检察院要认真落实上级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领导班子和检察队伍建设的各项规定和要求，坚持对检察人员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纪律作风建设和教育培训工作，引导检察人员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努力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专业化检察队伍。要持之以恒地加强基层检察院建设。上级检察院要坚持和完善领导联系基层制度，强化业务部门对口指导，组织基层检察院结对帮扶，建立和完善基层检察院建设的评价体系，推动基层检察院建设不断深入。

　　18．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决定》。加大上级人民检察院党组协管干部工作的力度。上级人民检察院党组要加强与地方党委的沟通协商，积极参加对下级人民检察院领导班子的考察，及时掌握下级人民检察院领导班子的情况，主动向党委提出领导班子配备和调整的建议；严把领导班子人选任职资格和条件关，对于不依法任免的情况，应与地方党委及其组织部门协商解决，或者报请同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协调解决，推动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差额推荐考察，坚持领导干部交流任职制度，协助地方党委做好检察机关领导干部的交流工作；切实加强后备干部的选拔培养工作，积极探索建立与检察机关干部管理体制相适应的后备干部管理制度。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通过派员旁听下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会议、审查会议记录等形式，加强对下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工作的指导和监督。

　　19．认真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促进检察队伍依法管理。对于不具备检察官法规定条件或者违反法定程序被选举为检察长的，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有权提请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批准。上级人民检察院发现下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的任命有违反检察官法规定的条件的，应当责令下级人民检察院依法撤销该项任命，或者要求下级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撤销该项任命。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可以建议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撤换下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副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委员。

　　20．认真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巡视工作暂行规定》。深入开展巡视工作，进一步加强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监督，重点监督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情况、民主集中制和领导班子议事规则的落实情况、领导干部廉洁从检和廉洁自律的情况等，健全和完善检察机关党内监督与上级对下级的监督相结合的监督机制。

　　21．认真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上级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下级人民检察院党组专题民主生活会的暂行规定》。上级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对下一级人民检察院党组民主生活会的指导和监督，适时派员参加下一级人民检察院党组的专题民主生活会，并把坚持民主生活会制度和提高民主生活会质量的情况，作为考核下级检察院领导班子的一项重要内容，督促下一级人民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促进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廉政勤政。

　　22．认真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上级人民检察院负责人与下级人民检察院负责人谈话的暂行规定》。上级人民检察院负责人要针对不同情况，分别与下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及其他班子成员进行了解情况谈话、任职谈话和诫勉谈话。对有轻微违纪行为或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领导干部，要及时提醒和教育。

　　23．认真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机关领导干部述职述廉的暂行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要按照规定的内容和程序，在做好向本单位述职述廉的同时，分别于届中或换届前一年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述职述廉。下级人民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述职述廉，应当提前十日分别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政工部门和纪检监察部门报告述职述廉的时间、人员、参加的范围，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参加。述职述廉结束后，下级人民检察院要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报送工作总结和班子成员个人述职述廉报告。

　　24．认真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暂行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个人有关事项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应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报告。各级人民检察院应当于每年4月30日前将本院党组成员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情况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党组和政工部门综合报告，同时抄送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纪检组。

六、进一步完善考评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

　　25．加强和改进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考评。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的要求，建立和完善对下级人民检察院全面工作的考评体系和办法，引导下级人民检察院自觉执行上级决策与部署，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促进检察工作全面健康发展。

　　26．进一步健全和规范执法责任制度与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对敷衍塞责、推诿扯皮，影响检令贯彻执行的单位和人员，要进行严肃批评；对以各种理由违反规定，迟报、漏报和不报重大事项，甚至弄虚作假的，应当予以通报，并按规定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对阳奉阴违，甚至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应当报告备案或提请批准而不上报，或者严重违反法律和有关规定，造成错案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对有关领导和直接责任人员要依法依纪严肃处理。

　　27．认真落实《检察机关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责任追究暂行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的党员领导干部要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对不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职责，违反党的政治纪律或拒不执行上级检察院的决定和指示、违反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领导干部必须遵守的“六个严禁”规定以及在职责范围内发生重大办案安全事故、检察人员重大违纪违法案件和违法办案造成冤、错案的，要严格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要求，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

七、上级人民检察院要不断提高领导能力和决策水平，切实担负起领导责任

　　28．上级人民检察院要在法律确定的职权范围内对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实行领导，进一步提高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各级人民检察院都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与党的领导、人大监督的有机统一，不断增强党的观念，强化大局意识，自觉接受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

　　29．上级人民检察院要努力转变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完善和加强上级检察院业务部门对下级人民检察院相关部门业务指导的工作机制，切实担负起对下级指导、督促检查、解决问题、推动工作的责任。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加强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增强工作部署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提高对下级领导和指导的质量和效率，防止政出多门和拖拉延误。要主动接受下级人民检察院的监督，经常通报情况，虚心听取批评和意见；在制定规范性文件、作出重要工作部署以及其他重大决策出台前要充分发扬民主，主动征求和倾听下级人民检察院的意见。要充分考虑不同区域检察机关的业务开展、人员素质、检务保障等方面的差异，搞好分类指导，帮助解决下级人民检察院工作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

　　30．上级人民检察院要支持下级人民检察院严格执法，依法办案。对于因严格执法而受到打击报复或不公正待遇的检察人员，要积极采取措施，依法保护，必要时依靠党委、人大协调解决。

　　各级人民检察院要从维护宪法权威、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工作领导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仅要认真贯彻执行本意见提出的要求，在其他各项检察工作中都要坚持和落实宪法确定的检察机关领导体制，上下一心，共同努力，推动检察工作不断取得新的成效。